与宗派的讨论模式相似，目前对佛教僧团和中古政治关系的研究，还有按照人群划分的研究模式，比如简单地讨论皇族或者世家大族跟佛教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隋朝推崇佛教，唐朝推翻隋朝，所以轻视佛教，武则天上台，又在信仰世界反唐朝之道而行之，再度推崇佛教。此类研究甚多，蔚为壮观，如陈寅恪讨论武周政权与政治的关系，就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说明了武则天信仰佛教的必然性[19]。以个人因缘和信仰背景来解释政治动机，并非全无根据。至少，武则天在太宗驾崩之后出家感业寺为尼的经历，以及其家族的佛教背景，应该培养了武则天一定的佛教修养，为其借重佛教进行政治宣传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但是从根本上说，按照家族信仰切割，和按照佛教宗派切割的研究模式，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通过整齐划一地将信仰世界分解成不同的集团，来对应政治集团互相倾轧的“历史图景”。这种研究模式最根本的弱点，是从根本上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采取的是一种历史机会主义的解释方法。不要说信仰世界是否能够完美切割，跟世俗世界完美对应，即便是在世俗政治世界里，是否某一家族的成员一出生就奠定了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并且一生都不会更改，都值得商榷。正如陈寅恪自己所言，框架和叙述越完美，离事实反而越远。
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研究者的想象。政治的敏感性，更增加了拨开迷雾的难度。依靠有限的信息雾里看花，透过阴谋论者主张的人性特征对史料进行切割、排比、推测，得出一个看似完美的结论，有时候却不过是自娱自乐的猜谜游戏。有时候稍稍增加上去一块遗失的拼图，就会让整个政治史的画面产生动摇，乃至面目全非。佛光照耀下的中古时代，政治风云变幻中，又增加了宗教信仰和宗教势力的冲突融合，使我们每一步的推理，都不得不同时在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通过研读世俗文献和宗教文献同时进行。比如刘淑芬曾论玄奘的最后十年，一改我们之前有关玄奘获得帝王恩宠的印象，揭示了玄奘生命最后一段政治上失意、精神上困顿的另一面。如其所论，由于陷入了高宗从辅政旧臣系夺回政治主导权的政治风暴之中，他也被高宗和武则天归入需要剪除的辅政旧臣系。永徽六年（655）发生了尚药奉御吕才攻击玄奘系僧人的事件，之后遂有六臣监共译经的掣肘，玄奘更被监视居住，无亲近弟子伴从。其弟子慧立在生前不敢以《慈恩传》示人，彦悰在承接续成此书时的犹豫，主要原因就是玄奘晚年活动和初唐政治关联的秘辛[20]。这样的结论，几乎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关于玄奘和高宗形同鱼水的欢愉印象，从喜剧一举转变为悲剧。
但是事情还没结束。相关历史记忆往往经过后世文本的不断重构，加上近代以来学者的反复申说，形成了许多固定的逻辑和表述。就武周政权与佛教僧团之关系而言，以薛怀义、惠范为代表的“邪恶”政治和尚，和以菩提流志、实叉难陀为代表的外国翻经僧等成为众所瞩目的研究对象。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常识”，深究某些细节，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图景。笔者最近尝论一位被历史记忆“遗忘”的高僧——德感。这位被君主誉为“式亚龙树，爰齐马鸣”的高僧，很可能才是武周时期宗教政治事务的主要运营者。他在武周政权酝酿和肇造阶段，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跟薛怀义一样，是洛阳内道场的大德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大云经疏》和菩提流志新译《宝雨经》的译场列位中；他长期担任洛阳佛授记寺的寺主，并且在武则天重返长安后被调回长安担任清禅寺主，主管京国僧尼事务；他在武周政权晚期，代表武则天赴五台山巡礼；他主持修建武周政权晚期最为重要的宗教纪念碑性建筑光宅寺七宝台，并且“敬造”十一面观音像为武周政权祈福[21]。然而，尽管他在武周政权的佛教事务中扮演着领袖的角色，他的名字却几乎在相关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研究中消失了。经过对佛教文献和石刻史料的追索，德感的师承赫然呈现——他是窥基的弟子，也就是玄奘的再传弟子。这也就补充了富安敦（A.Forte）的一个推断：持法相之学的僧人在武周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2]。薛怀义被文献描述为出身于洛阳的市井小贩，并非佛教领袖。但德感的情况则证明，武则天所任用的佛教高僧，其实就是名实相符的佛教领袖，她确实得到了当时主流佛教僧团的支持。如果说刘淑芬的研究揭示了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了玄奘晚年在政治上的失意的话，那么德感在政治上的崛起，却又给这瑰丽的历史画面增加了色彩斑斓的一页。作为7世纪末8世纪初跟王权关系最为密切的高僧（之一），德感可谓玄奘在政治上的继承人。在玄奘政治上落魄之后，其法相一脉并未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其中的佼佼者德感，在武则天时期，尤其是武周晚期，重新站到了历史的前台，演绎了一出信仰与政治、佛法与王权交织互动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剧[23]。
三 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属性
中古时代，从亚洲内陆，到东海扶桑，搅动人类历史的一大事件乃是佛教的兴起与传播。佛法东传，不唯是信仰与宗教的输出输入，也是意识形态的融合与激荡。不但置中古时代人的心灵世界于佛光的照耀之下，而且重塑政治内涵，改造政治话语，为统治者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使中国、日本等亚洲诸国政治面貌与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古时代的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与中土植根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强调统治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君主观念相比[24]，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都有其自身的信仰和思想背景。尽管佛教王权（Buddhist Monarchy）的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长期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但是大乘佛教有关救世主弥勒（Maitreya）和理想君主转轮王（Cakravartin）的观念，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数百年间，曾经对当时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政治术语、帝国仪式、君主头衔、礼仪革新、建筑空间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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