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的思路，在陈氏对唐代政治史的解释上起到的启发作用并不仅此一处。在论述“关陇集团”瓦解后的权力重组时，陈氏同样从《廿二史札记》中获得灵感，借鉴了赵氏提出的“唐宦官多闽广人”之说，并同样视之为地域政治集团。可以说，赵翼所概括的地域宗派现象，是陈寅恪在对唐代政治史进行解释时的重要素材。恐怕正是受赵翼思路的影响，陈氏便未对“关陇集团”为何至唐代仍为统治核心进行论证。
陈氏用寥寥数语描述了“关陇集团”的跨时代政治影响，而后便开始论述该集团在唐代被破坏、破坏后的权力格局重组问题。论及“关陇集团”的瓦解时，陈氏再次强调“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代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随后便提出“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并认为破坏府兵制、崇重进士科皆是破坏“关中本位政策”的代表性行为，特别是后一项举措，使得“关陇集团”逐渐被进士科所产生之文臣所取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9]。
这一段论述之后，陈氏运用其最得意之“种族-文化”理论，佐以若干例证，分析“关陇集团”瓦解后的政治格局。在其理论框架下，安史之乱后唐代政权分化为两大系统：一为以长安为中心的朝廷；二为以河北地区为代表之部分藩镇。前者由两大人群主宰其政治，即拥有科举出身之“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与身居内廷但控制皇帝与禁军之“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10]；后者“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11]，实为一“胡化集团”。
陈氏的这一组分析非常宏观，但亦有轨迹可寻。在《述论稿》上篇的最末，他明白地勾描了这一线索：“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12]
在此段俯瞰历史大势的概说中，陈氏明确了其对“关陇集团”瓦解与权力重组问题的论说结构：在“关中本位政策”作用下，“关陇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是西魏至唐前期皇室与大臣共同之出处，且“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故能将朝廷决策、行政与国家军事权力等牢牢控制；而“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此集团业已衰朽，故在武后至玄宗时期的破坏下，“关中本位政策”不存，“关陇集团”失去其政治优势，由此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原来由其垄断的各种权力亦分由不同集团所掌控，“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13]，安史之乱后终于一分为三：行政权由科举制下脱颖而出之词臣掌握，皇帝与决策权由出身边地之宦官控制，地方军权则由胡化风气下之武人把持。在这一格局下，三类权力的拥有者皆非“关陇集团”之后裔，皇室遂独享关陇之出身，君臣间之社会属性截然不同。由此观之，一分为三后的权力格局，更像是“关陇集团”掌权期的倒影，处处与“关陇集团”表现有异，所以如此，皆因“关中本位政策”遭破坏，高度集中之权力不复存在。
前文已对“关陇集团”本身特点等问题之论说略作分析，因这一集团瓦解后之状况与前文所论内容形成一本相与倒影相对之结构，有关此段论说之过程自不必一一质证。又，陈氏在论述关陇集团瓦解后之权力分化情况时，牵涉头绪繁多，事实层面可商榷者亦较多，其论证时作为前提之假设也颇多，此点与上节之情况相近，此处不拟详加考索。而可特别指出之问题，有以下两条。
第一，此段论说中对“关陇集团”瓦解后权力重新分配之状况有较细致之说明，而对此集团瓦解与“关中本位政策”破坏之过程则言之过简。且武后至玄宗时究竟倚赖何人完成此社会变革与政治革命合一之事业？“关陇集团”面对此二重变革又有何反应？该集团瓦解过程中，此集团人士及其家族升降沉浮状况如何？武后至玄宗为破坏“关中本位政策”而所倚重之群体，又是否能与当时之皇室结成近似“关陇集团”之联盟关系？如联盟结成，陈氏所言安史乱后皇室与大臣分属不同社会阶层之说是否仍能成立？若并无联盟，又如何能瓦解诸种权力合一之强大集团？此为“关陇集团”学说的第二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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