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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9)

  [40] 王子今:《老泪独吟忆浦江》,《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第3版。

  [41] 刘浦江:《唐突历史》,《读书》1996年第12期。

  [42] 刘浦江:《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文化》第19、20期合刊,2002。

  [43]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读书》2004年第2期。

  [44] 先生对学术与政治的思考,另见《不仅是为了纪念》及《书生本色》(《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1日第5版)两文。

  [45] 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自序”,第2页。

  [46] 张帆:《功在学术,虽殁犹荣》,《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第5版;阎步克:《追念刘浦江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B05版;李华瑞:《畏友浦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B06版。

  [47] 先生在《不仅是为了纪念》一文中曾说:“在邓先生身边工作整整十年,虽然没有听过他一堂课,但不知怎么的,一来二去,你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对专业人才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怀疑。”

  [48] 邓小南:《天然清流,不杂渭泾:忆刘浦江教授》。

  [49] 李华瑞:《畏友浦江》。

  [50] 《犀利仁师憾未竟功》,《新京报》2015年2月1日第A09版。

  评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钟焓

  1999年刘浦江教授在其第一部个人论文集《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的自序中简要地回顾了其研究历程,并写道:“我这十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金史方面,目光转向辽史,只是近一两年的事情。从这部论文集里也能看出这种倾向,书中十分之七八的篇什是有关金史的。到我编下一部论文集时,或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从这番坦率自信的期许中,读者不难体会出作者其时对于将来拟开展的研究课题,业已有了成竹在胸的展望和规划。果然10年之后,刘教授再接再厉,适时推出了第二部个人论文集《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这既是一位认真严谨的学人对于当初所许承诺的郑重兑现,同时又是对自己新一阶段学术工作的及时小结。的确,如果从新著所收录的15篇论文和2篇书评来看,真正关乎金史的论文和书评只有5篇;《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再论阻卜与靼鞑》则涉及辽金两代;其余的论著均紧密围绕辽史——契丹史展开。故从内容权重上衡量,与上一部论文集以金史为主的安排恰好相反,《松漠之间》的主题明显偏重于辽史领域。这一变化显示出作者经过努力钻研,已经成功打通了横亘于辽金两史之间的隔阂,完全具备了将二者同冶于一炉的治学功力,从而彻底超越了那种以分治两史之一为满足的治学格局。这种辽金并举,且以辽史为主的内容变化可说是本书给读者留下的第一个突出印象。

  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则如刘教授在新书自序中所称:“我的辽金史研究最初是由金史入门的,自1990年代后期起,逐渐将研究重心从金史转向辽史和契丹史。这时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民族语文对于辽金史研究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学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基于这种考虑,我不惜花费数年功夫去钻研契丹小字、大字和女真字的石刻资料。”作者的这一学术主张绝非停留在泛论方面,而是清晰切实地贯穿在本书所收的多篇鸿文中,譬如《辽朝国号考释》《辽朝“横帐”考——兼论契丹部族制度》《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乣邻王”与“阿保谨”——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二题》《再论阻卜与靼鞑》等。可以说,作者在精熟掌握以“四把钥匙”为代表的传统治史路径以后,增添民族语文这一如虎添翼的学术利器,就治学方法与工具而论,不啻在境界上更上一层楼,开创了会通传统的断代史研究与对民族语言有特殊要求的民族史研究的新气象。因此,在将断代史与民族史相互结合的层面,刘教授的这一新著明显较此前的《辽金史论》取得了更多的突破和创获。

  《松漠之间》给专业读者的第三个印象则是全书所收的各篇论文,从始至终坚持一种谨严求真的实证学风,论述详尽扎实而深有力度,能于绵密考证中力求突破。加上全书行文流畅,文风朴实硬朗,虽举证众多却毫无枝蔓繁芜之病,足称目前国内考证史学的代表佳作,非常适宜后学模仿。值得注意的是,构成全书的10余篇论作此前多在非常重要的史学期刊中发表过,其中5篇文章曾刊登在选稿录用标准极高的《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上,另外还有6篇则在被业内人士广泛认可的以专业性见称的《文史》《中国史研究》《考古》上发表。这些论文多因其突出的学术原创性而受到学界称引与重视,有的论文甚至还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以刘教授的《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这篇长文为例,其先后被译为日语和英语在国外发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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