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尽管佛教传入中国说法甚多，但唯这两种比较切合某种宗教传播影响的实情。因为如果一种文明没有较为可靠的载体，其传播的效果应为有限。上述第一种说法，说的是佛教由其信徒携带经籍自己主动来影响中国。结果并不理想，外国僧人们都被投入了大牢。至于始皇帝为神明感化，“叩头谢罪”的说法，实为“无稽”之谈，不可相信。第二种说法是中国皇帝梦中感受到佛祖之召唤而自觉地要派人去请来佛法。佛法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中国使者领着一批外国僧人，携带《四十二章经》原文（或译本）回到了中国。结果还算不错，洛阳白马寺的建立终于使佛教在中国生了根。然而，至今人们对于《四十二章经》的来源仍然模糊不清。虽然有传说作证，并且早在166年襄楷奏书就已被引用，但是它的真实性仍反复地受到怀疑。原因是人们无法判断《四十二章经》是由梵文原本译出的，还是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而从它的风格来看，《四十二章经》看起来更近似于《孝经》和《道德经》。(7)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影响人们作出判断的依据是佛法进入文本载体后的形式。至于内质，研究者普遍接受被介绍到中国的佛教的异质性——即在早期，甚至中国僧人本身也从来没有面对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统一原则的一个学派或另一个学派的佛教。因为“在4世纪以前似乎还没有中国人知道任何梵语知识。因此，这些学说为中国僧人所接受仅仅是：一方面通过随意的、脱漏的和经常是几乎无法理解的译文这种改变了原样的中介，一方面通过因使用中国术语而增加误导，而这些术语已经有了确定的哲学涵义并因而拥有了广泛的非佛教意蕴”。(8)
刘梦溪说：“佛教进入中国是静悄悄的”，因为佛教进入中国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而中国吸纳佛教的特点是“粗生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9)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大概是符合实情的。然而，佛教进入中国时，除了所带来的不是晚清所遭遇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外，其更为显明的特点是，佛教文化以其书籍载体的形式传播到中国，并积极地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结合才催生出了新的文化特质。
西方学者伊尼斯分析佛教得以在中国加速传播的原因，认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忽视了劳苦大众”(10)的缘故。因为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本土宗教更多地偏向社会上层阶级的需要，而较少顾及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中国本土宗教原先奉行的是“幸福的神义论”的宗教模式。其宗教福祉首先都是纯粹此岸的，如中国人彼此言说的是“健康长寿”、“恭喜发财”等词语。其原始宗教立场主要形象地表现为共同体在宗教庆祝活动中不能容忍长期痛苦和悲伤的人、慢性病人以及别的不幸的人，参加任何与祭祀宴席和献祭品有关的活动。他们认为苦难是代表着神厌恶的征兆和隐秘的罪过。共同体不能容忍任何不幸（或苦难）之人参加祭祀，是因为他们相信苦难之人的模样令神灵不快，会激怒神灵。而祭祀宴席完全是喜庆人的天地。相反，这种本土宗教会让“有福之人很少满足于他有福这个事实，他还另有一种需要：还要这方面的权利。他愿意相信，这也是他‘应得的’，尤其是与别人比较，他该有福。而且，他也愿意能让他相信：福浅的人由于没有相同的福分，同样只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韦伯由此说：“福，也愿意‘名正言顺’。如果把‘福’这个一般性的表达理解为一切荣誉、权势、占有、享受之类的财富，那么，这就是宗教要为一切统治者、占有者、胜利者、健康者，简言之：一切有福之人效劳的最普遍的公式，即幸福的神义论。”
这与印度传来的宗教模式有所区别。印度的宗教相信苦难之人通过刻苦修炼，既节制正常的营养和睡眠，又禁绝房事，可以获得超人的力量，成就自己。这种宗教的“救赎”祭祀对于个人的苦难采取了新的原则立场，它让民众相信只要虔心忏悔，相信神佛的存在，并通过苦修苦行可以将个人从病患、贫穷、困顿和危险中拯救出来。从这样的救赎希望中产生的是一种苦难的神义论。这样的神义论面对的是苦难的大众，照顾的是中国本土宗教不能充分满足的社会受益较少的人的需要，是一种处于官方教义之下的大众次级救赎信仰。(11)这理所当然地受到长期被漠视的中国社会大众的信仰。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原先对死者的哀悼仅是为了防止死者忌恨，而后来，与丧事有关的许多斋戒轻易地转到了同有关诸神的关系上，使自我苦修，最后还有不情愿的清苦本身这一事实，都成了神更钟意的事实，相比之下对人间财富无拘无束的享受，使享受者们更加难以接近天地诸神或佛祖的影响。渐渐地，幸福的神义论在向苦难的神义论悄然转化。
或许正如伊尼斯所言，由于照顾到了劳苦大众的病患、贫穷、困顿和苦难，佛教才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而佛教的传播需要，又“加速了印经技术的开发，尤其是符咒印刷的开发”。巧合的是唐宋早期几例考古印刷史实均与佛教有关。从成都、西安等地考古发现的《陀罗尼经咒》以及宋初雕版的《大藏经》等中国早期几例印刷实例，可以证实伊尼斯所言的“印刷术的出现适应了佛教的需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参见《唐代印刷事例简表》）。这或许也说明了印本书籍的传播较早地从佛经开始。关于此，卡特也认为是佛教的发展，促成了印刷需要的推动力。恰如卡特所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寺院狂热地进行着”“创造复印新方法活动”的痕迹。(12)事实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找到了有效的传播媒介，也遇到对书写知识的倚重。方块字刻于雕版，然后用纸大量复制，并做成符录出售。”(13)佛教的例证充分说明，正是对传播媒介载体和方式的重新选择，催生了中国新一轮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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