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灰、煤丁（军）及草子匠，主要是大兴、宛平、昌平等州、县的投充壮丁。清初，此三州、县投充旗下壮丁，每丁给地6至7垧，分别征收石灰、煤、炭等项，折算地亩钱粮。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一四，灰军、煤军、炭军各以其地35亩，草子匠各以其地42亩，编为一丁；灰军531丁，草子匠8丁，共地189顷21亩，应征银946两5分，岁交青白石灰、包金土灰1万斤抵银11两2钱5分，土1000斤抵银3两，余银交广储司；煤军535丁，草子匠3丁，共地188顷51亩，应征银565两5钱3分，岁交煤草，煤l万斤抵银16两5钱，余银征交广储司；每地6亩交草7束，共征草18851束（束重7斤），交会计司分发各厩；炭军528丁，共地184顷80亩，应征银554两4钱；折交黑白炭、白炭1000斤抵银10两5钱，黑炭1000斤抵银3两2钱7分5厘；每地6亩，交草7束，共征草18480束。交会计司分发各厩。共计灰、煤、炭军1605丁，地562顷52亩，应征银2065两余，草37331束（26万余斤）。
仅上述不完全统计，畿辅一带皇庄土地已逾2万余顷，岁征银21.8万余两，外加各处实物。
关外、口外的庄虽多称官庄，实际上也是属于皇帝的，不过有些是分别由各所在地的不同机构代为管辖的。
嘉庆年间，盛京一带隶属内务府的一至四等粮庄76个，共应征银1245两，粮22427石；棉花庄45个，交本色棉花1.2万斤，折色棉花银800两；靛庄11个，交本色靛1950斤，折色靛银200两；盐庄3个，交本色盐1.2万斤，折色盐银66两。[78]锦州一至四等粮庄269个，又纳粮庄27个，承种入官地亩庄（纳租庄）4个，纳银庄1个，共应报粮69130石，折银29497两。[79]盛京、广宁旧园丁1173名，岁征银3519两。[80]盛京、牛庄等处还有隶属内务府的大批网户、鹰手、捕狐户、蜜户、牲丁、捕水獭户、鹳户、细鳞鱼户。[81]
除内务府系统外，盛京所属户部官庄也有粮、盐、棉庄，其收入专供永、福、昭三陵祭祀之用。礼部官庄则以祭品供给陵寝、寺庙。工部官庄则供给宫殿、坛庙、陵寝等一切营缮费用。
三陵所属官庄系供给三陵祀典所用果谷菜蔬而设的祭田。大半是在入关以前由带地投充地中拨给的一部分所构成。[82]
清皇室在古北口、喜峰口外也拥有大片地产。嘉庆六年总管内务府大臣丰伸济伦题称：口外有大小粮庄134个，应报粮35352石，其中杂粮一项折收银两。清室特设热河总管负责当地粮庄事宜。[83]
吉林打牲乌拉、内蒙古的归化城等处，均设有内务府官庄。
为了保证每一年的收入如数收上，清皇室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康熙年间定：凡收粮毕时，各庄头将所收粮数报明，于定额外多纳1石者，赏银4钱；缺1石者，责2鞭，其鞭责不过100下。[84]承催不利的官员也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鞭责、罚俸、降职、斥革的处分。[85]拖欠严重的庄头，则革去庄头，退为庄丁，鞭责外再枷号数十日以至数月。[86]捕牲壮丁若完不成定额或工作中发生意外，同样难逃责打。康熙二十一年（1682），都虞司将24只新捕到的鹰交给石匣儿等地鹰户驯养，其中7只笼养后或死或野性未除，内务府总管噶鲁为此题称，10只鹰原有病残，驯鹰人拟免鞭责。玄烨却以“这几年笼养甚坏”为理由，下令“严议具奏”。遂经复议，嗣后好鹰经笼养死亡，窝铺长拟50鞭，掌笼人拟80鞭；若调教得不好，窝铺长拟30鞭，掌笼人拟50鞭；残疾之鹰若死亡，窝铺长拟27鞭，掌笼人拟30鞭。[87]处罚壮丁、庄头的事例在清代档案中俯拾即是。庄丁是皇室的奴仆，无人身自由，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他们承担的杂泛差派非常繁重，不可能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所以，内务府设有专门惩罚壮丁的司法机构——慎刑司，颁定一系列刑法，对广大壮丁施以心理的震慑和暴力压迫。
（二）王公庄园
赐予八旗宗室王公的庄田为王庄。顺治年间的王公庄园，主要来源于分领圈地和逼民投充。
分领圈地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清廷按王公爵位高低赐予庄地。顺治二年（1645）规定，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大庄每所地130垧（780亩）至70垧（420亩），半庄每所地65垧（390亩）至40垧（240亩）不等；园每所地30垧（180亩）至10垧（60亩）不等。五年又定，亲王给园10所，郡王给园7所，每所地30垧（180亩）。其二是按所领壮丁领地。顺治二年定，王以下各官所属壮丁，计口给地6垧（36亩），停支口粮。[88]八旗王公贵族在长期掳掠战争中，都将大批人口作为战利品攫为己有。八旗编审壮丁册载：顺治五年（1748），八旗人丁共34.6万余人，其中满洲、蒙古包衣阿哈尼堪（包衣为“家里”意，阿哈为“奴仆”意，“尼堪”为“汉人”意，全意为“汉人家奴”）有21.6万人之多。[89]户下奴仆约占全部八旗人口的70%以上，正是清初满洲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一个缩影。由于宗室贵族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特权，他们的奴仆壮丁盈千累万本不足为奇。这些壮丁都是“按丁领地”，有的在王公家内服役，有的编入庄园。
除了按爵领地和按丁领地外，王公贵族还通过逼民投充的方式攫取土地。顺治二年，清廷颁布招民投充的诏谕，准被俘获的包衣人丁，其近支弟兄或无衣无食贫民，投充旗下。各王公、贝勒接受投充人虽有定数，实际上却大量逾额。许多投充旗下的民人带有土地，为王庄提供了新的土地来源。如投充英亲王阿济格府下的687人，就携地85万余亩。[90]再如摄政王多尔衮，前后滥收投充人1400多人。[91]由此占有的土地自然较英亲王更多。这种情况，在当时应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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