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王公，从父亲处分得地产，一旦诸子长成，就重复再一次分配。如第一代礼亲王代善的曾孙诺尼，顺治十三年（1656）封贝勒。诺尼有8个儿子，第六子诺音托和降袭辅国公。诺尼生前将地产分给8个儿子，仅诺音托和就分得直隶延庆州、新城县、杀虎口外和盛京盖州、沈阳、牛庄等处庄地110余顷。[127]
值得注意的是，王公子弟分析地产时，往往所得多寡悬殊：
托克托慧是贝勒穆尔哈齐（努尔哈赤弟）孙，贝子务达海子，顺治末年封镇国公。他将老圈地分给了自己的10个子孙，具体情况如下：
噶林名下，坐落滦州、丰润、永清、香河、宝坻、迁安6处，地188“汉”（清初计丁授田，一丁地6垧，又称一个汉子地，简称“汉”）。
马克唐阿名下，坐落乐亭、香河、迁安3处地，94“汉”。
宁泰名下，坐落迁安县地，47“汉”。
巴杭阿名下，坐落乐亭、迁安2处地，42“汉”。
苏隆额名下，坐落滦州、乐亭、丰润、迁安4处地，37“汉”。
德勒登额名下，坐落滦州地23“汉”。
傅尔松阿名下，坐落滦州地17“汉”。
温德芬名下，坐落滦州地8“汉”。
噶达苏名下，坐落丰润县地5“汉”。
那思泰名下，坐落丰润县地1“汉”。
托克托慧的老圈地分布于滦州、乐亭、丰润、永清、香河、宝坻、宛平7县的20余村屯，以及冷口熊虎头、瓦家沟等处，共计462“汉”（2772垧），折合16632亩。[128]分得土地的10人中，得地最多的噶林，有188“汉”（合6768亩），得地最少的为那思泰，仅有1“汉”（36亩）。
王公子孙得地畸重畸轻，而在地位较低的宗室贵族中，平均分配的原则却似乎起着主导作用。如多罗顺承郡王府的宗室祥瑞，其祖辈在乾隆年间分得保定县西庄头村老圈地一块7顷22亩，租钱20吊。到同治年间，这20吊租钱，要在祥瑞家族“六门均分”。[129]又如宗室国惠在一桩土地纠纷案中呈称：“我旧有祖遗坐落辽阳五大堡子红册地一百日（垧），坐［落］牛庄两桶碑红册地，一百五十日，共地二百五十日，早年按五股均分，各分册地五十日；又有带开余租地六百三十五日，按五股均分，应分地一百二十七日。”[130]再如觉罗满保，康熙末年曾任闽浙总督等高官，雍正三年（1725）殁后，行贿诸事被揭发，复因亏空银两案，将所有产业地亩入官。家境因此败落。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皇帝“赏还”了抄没的部分家产。满保生有12个儿子，这年十一月，由其长子博良凭族长、佐领为公证人，将“赏还”的家产作12股，派分每子名下房30间，地3顷90亩半，立有分单。[131]这种均分做法，与汉人民间的传统已相一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阶层的宗室中间，在分析土地等家产时，何以存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应着眼于皇族的婚姻形态及其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关系。皇族多不事生产，靠领取国家的世禄与俸银口粮为生，所以政治社会地位之高低决定了经济水准的高低。有学者将年满30岁以上皇族人口按爵位的高低有无分为三个等级：一是王公以上的上层贵族；二是镇国将军以下的中层贵族；三是包括闲散宗室与应封宗室的下层贵族，并据《玉牒》统计说：清代北京的上层贵族有304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94%），中层贵族有988人（占9.66%），下层贵族有9030人（占87.4%）。与此相应，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准越高的贵族妻妾越多，反之越少。在北京已故皇族已婚人口中，娶一个妻者有7016人（占57.74%）；娶两个妻妾者有3220人（占26.50%）；娶两个以上妻妾者有1915人（占15.76%）。[132]贵族上层妻妾多，子女嫡庶等级分明，分析地产时区别对待，是很自然的。下层贵族以实行一夫一妻为主，诸子一奶同胞，所以地产均分。至于像觉罗满保那样的贵族，生前高官厚爵，多妻多子，死后却家境败落。这种背景下的按股均分，或许基于更为复杂的原因。
（三）皇族地主与农民
清朝入关初，皇庄与王庄以领主经济为主导形式。每庄设庄头一人，役使庄丁进行生产。庄丁是贵族庄园主的奴仆，无人身自由，他们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庄主可以将庄丁出卖或转赠，然而庄丁毕竟不是奴隶，法律禁止主人任意杀害奴仆，否则要给予革职、罚俸的处分。皇庄与王庄中的领主经济，因与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紧密嵌合，而具有比一般旗地更加顽固有力的超经济强制力量，在向地主经济的过渡中步履也更为艰难，直到乾、嘉以后，这一过渡才基本完结。
顺治年间，在庄园内部出现了以“老佃户”和“现佃户”为代表的租佃制因素。他们多半是庄园余地的开垦者和带地投充的投充人。“老佃户”按规定交纳一定的“年贡”，同时拥有土地的永佃权，庄头一般不能任意更改租率。“现租户”是租种庄地的普通佃农，按年输租于庄头，与庄园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133]在汉民带地投充庄地上，多数是由投充人招民佃种，向家主交纳地租，表明王公庄园内部潜在滋长着地主经济因素。与此同时，“因充差之壮丁，滥逃者颇多，以致差银无着”，直接影响到庄园主的收入。[134]宗室贵族逐步改行新的剥削制度：一种方式是将庄丁、壮丁承领的庄地按亩征收租银，另一种形式是满、汉农民向庄头、壮丁典种、佃种庄地，按亩交纳租银，使租佃关系进一步滋长起来。清廷为了保障王公贵族利益，曾严禁壮丁典当盗卖庄地。但是，从清初以来，盗典庄地的行为却层出不穷，根本无法制止。康熙年间，星尼贝子（礼亲王代善曾孙）坐事削爵，家产入官，以后庄地陆续被庄丁偷典，多达1500垧。[135]壮丁不断盗典庄地，是领主经济萎缩的又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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