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逃脱审查的嫌疑。一般案件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才能有选择地“上达天听”，底层民众并不是直接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
第三，即使告御状者能够一路闯关来到天子脚下，皇帝出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民间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子，皇帝是不会亲自坐堂审理或书面审理的，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交皇帝斟酌决定。
也就是这么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武则天和朱元璋手里变成了现实。
官员们根本无法理解武则天为何面对那些山野村夫的粗言俚语，依然能够如沐春风。官员们还记得，前不久，有同僚因为没有吃早餐，在早朝途中从路边摊买了个胡饼边走边吃，因而被弹劾，以仪容不整、有伤国体的罪名被解职。可是眼前这些大老远跑来告密的山野村夫，哪一个不是蓬头垢面？这些人居然有在太后面前说话的资格，更何况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出来的话完全不符合逻辑，絮絮叨叨，捕风捉影者比比皆是。
官员们想了这么多，却没想到，武则天对于官与民的要求怎么会一个标准？
那些经年累月没有得到提拔的官员，抓住这次机遇，一下子挠到了武则天的痒处，连连获得提拔。有目不识丁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厚厚一沓检举信，受到武则天的褒奖，也因此混入仕途。史料记载，这场席卷帝国的告密狂潮平息下来时，武则天亲自接访的群众近万人，应该创造了一项纪录。
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人们不正当的权力欲望。以如此方法，既可以将自己的仇人不动声色地除掉，又能够轻而易举获得一官半职，天下哪有这般好买卖？在任何时候，有投机取巧之徒，就有耿直刚毅之辈。在这种君臣道德集体堕落的狂潮中，那些特立独行、忠于人格信念的勇士，并没有屈服于武则天的非主流执政方式。
永昌元年（689年）九月，宰相魏玄同与酷吏周兴结下私怨，所谓私怨不过是早年的一场误会。周兴在高宗时期曾经做过河阳县令，高宗想要提拔他，朝中有人反对，周兴尚不知情，到朝堂上等消息。魏玄同当时是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见到周兴便说：“周明府可以去矣（唐人称呼县令为明府）。”周兴以为魏玄同在背后给自己使坏，便记恨在心。
此时，周兴便想搞垮魏玄同。因魏玄同与裴炎关系好，周兴便诬奏：“魏玄同与裴炎为耐久朋（即始终不渝的好朋友）。”又造谣魏玄同说过：“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李旦的官长久。当时武则天年近古稀，此话正中其心病，立时震怒，下令赐死魏玄同。监刑御史房济知魏玄同被冤，便让他反告周兴以自直。魏玄同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于是从容而死。
在死亡面前，魏玄同是一位智者和勇士，知道在武则天时代，活着的日子其实也生不如死。但他宁死不做告密的人，岂非为时代和后世立下一面巨大的镜子，烛照了那些卑贱污垢的告密者的灵魂和诱人堕落的魔鬼的真面目。
武则天要实现她的帝王梦，就要取得天下人的信服，当然这种信服带着一种强制与刚性的色彩。她知道，不要说天下之主，就是正式权力系统内部的一个普通官员，也是女人无法企及的。
她并不奢望天下归心，只要那些异己势力不给自己添太大的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每次面对拜伏于脚下的帝国官员，武则天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虽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妪，早已过了冲动年纪，可是权力这种东西比世间一切灵丹妙药的回春能力都要强百倍。她能够从那些官员的表情里读出他们内心的潜台词，太后临朝已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更不要说什么女皇帝。尽管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的地位较其他王朝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偌大的中华帝国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在武则天看来，要想成为男人世界里的那抹红，当务之急就是剪除异己，让那些不服管教的帝国官员真正拜伏于自己的权力台阶下。听说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每天上班就像提着脑袋，即使同僚之间碰面也是垂首无言，连一个眼神都不敢交流。每天要上班的时候，一些官员会与家人抱头痛哭，来一场生离死别的仪式，因为他们谁也不知道检举箱里到底有没有告发自己的信。
自古以来，聪明的权力者都会将突破口置于人性的阴暗面。告密不能说是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信任谁，让密切而庞杂的社会关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如此再去整治，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武则天也许早就已经料到，自己掀起的告密之风将会使得丑陋者更丑陋，施恶者更无忌。在己方与他方的权力关系中，有四种不同的博弈方式：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损人，损己利人。
而在这四种关系中，利人利己是一种双赢格局，是理想化状态；而损己利人是双重不道德行为，它既损害了己方的利益，又导致他人损人利己，对人对己都是不道德的；损人利己是非道德行为；为损人宁愿损己则是极低劣的行径，伤人八百、自毁一千同样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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