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人甚至像传播革命思想一样，将他们在军队时学到的服从和秩序带到工厂和党内去。他们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相当于军士的人，至少可以指挥十几个人，反过来自己又对上级唯命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组织性最强的政党。从数量上讲，它也是最强大的政党，拥有数百万个选民，而法国社会党仅有10万个选民。在法国，对自由的热爱在人民心灵中根深蒂固，这使他们倾向于无政府，他们难以容忍相互之间建立固定的联系，更谈不上一个有着固定议会和要求履行义务的政党了。在德国，对金字塔式的国家等级制的偏爱，破坏了所有对自由的热爱。法国工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发起了两次革命，但他们却组织不起除了只有少数党员参加的群众大会。德国工人的选票在25年内从75万张增加到400万张，其中1/4的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政党，但是他们的革命却失败了。最后他们没有反抗就被解除了武装。
德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是因为人们感到德国人的性格使世界面临危险。法国逐渐放弃复仇思想，部分原因是由于俾斯麦奉行和解政策的结果，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拿破仑采取暴力政策，使法国一个世纪以来已经筋疲力尽，大伤元气。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10年，法国的学校教科书婉转地赞扬1870年的战争。为失去省份而举行的哀悼仪式几乎在同时停止了。只有从阿尔萨斯省侨居出去的家庭，还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忘却旧恨。当法国在1904年和英国缔结协约时，它们还没有想到要对付什么侵略战争。那些不同意这一看法，对形势作出不同分析的人误解了法国人的心理。从1870年到1917年几乎有半个世纪之久，德国的中小学校和大学一直在庆祝纪念色当的胜利，用以培育青年人获取新的胜利所需要的傲慢情绪。
只有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才会一直记着凯旋胜利的日子。
德国体育运动员对运动的态度也有类似之处，他们并非出自内心的喜欢而从事体育活动，而是一般来说出于对比他们优秀运动员的妒忌，或者出于争取客观世界承认的愿望。当1912年德国最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被两个美国运动员挫败时，德国人将这一失败归咎于条件不平等。
一旦有人超过德国人，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会促使德国人怀着愤恨的心情向世界挑战，在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人内心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在1928年德国人再度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德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写道：这不仅仅是比赛和奖章的问题，而是“在过去的52个月来胜利地顶住了世界的压力”的德国，现在终于再度参加竞赛，“德国之鹰超过了一群狼”。在阿姆斯特丹，荷兰东道主抱怨德国人的举止像一群入侵者。当德国足球队败给乌拉圭时，他们立即指责埃及裁判员。
德国伯爵哈雷·凯斯莱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描绘过这种反映德国人性格的德国运动员的举止。凯斯莱尔在艾斯柯特受过拳击运动的训练，在他16岁时，和一个特别傲慢自负的德国小伙子进行拳击比赛，他勾手一拳击中这个小伙子的下颌，将他打倒在地。“当这个小伙子费劲地站起来后，还头昏目眩，我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但是他却向我大为光火，然后转身而走。其他孩子都笑我是笨拙的骑士。”帝国总理布洛夫也叙述过类似的情节。当伟大的张伯伦之子，作为英国下院的年轻议员发表他的处女讲话时，张伯伦的死敌，自由党人格拉德斯通立即发言表示深为满意，他说，看来父亲的杰出品德，已经由儿子继承了。大约在这同一个时期，俾斯麦的儿子也在德国帝国议会上发表处女讲话，而尤金·里希特尔，类似上述英国的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死敌，却走向讲坛，不断地诘问俾斯麦的儿子，企图使他陷入窘境。布洛夫亲王和凯斯莱尔伯爵都是德国贵族，他们指出，通过这一事例，他们认识到，德国人和英国人性格的区别。
士兵至高无上——权力更甚于金钱——种族论的前驱——“让魔鬼消灭所有的文化”——贝恩哈尔迪的哲学——施里芬学派
在世界大战之前的1/4世纪里，德国人民在三大运动中显示出他们的力量不断壮大。
工人们将他们的军事纪律带进了社会民主党内，缴纳党费，举行阅兵游行，唱歌，一切都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早在1912年，它就成为帝国议会最强大的政党，它的代表团拥有110个议席。这些所谓的“赤色分子”很自然地引起富人的仇恨和蔑视；但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回避他们，因为当时不当赤色分子是一种时髦。甚至到了帝国最后的10年中，赤色分子的成就也不大。至于他们未能阻止世界大战，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在于国际的不团结。战前，他们投票反对扩军拨款或者反对建立新舰队，总是遭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的一致反对。推行军国主义，对德国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拒绝走这条路则是难以想象的。
几乎不知不觉开始蔓延的和平主义，在德国工人和农民的心灵中并无反应。甚至倍倍尔也曾经说过，如果德国反对俄国，他将扛起枪走上战场。他未能认识到，在这种结盟的体制下，俄德之战是不可能孤立发生的。他看到的只是血腥的沙皇和1905年圣彼得堡暴动时被击毙的群众。在他的心目中，更重要的是废黜沙皇而不是制止战争。当时普遍认为，在对俄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世界革命，倍倍尔确实也受到这种见解的影响。无论如何，这种话出自一个社会党领袖之口，对一向服从成性，又天生好战的数百万德国工人是很容易接受的。要想找碴儿打架，从来也不会找不到道义上的托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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