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命财产，直接间接由战争而受之损失，何可胜计，国家财富之耗丧，更 无论矣。⋯⋯凡此空前重大之牺牲，悉为此次统一和平之代价。”怎么来完
成训政时期的任务呢？蒋介石认为必须“对于训政之理论，应有正确之了 解”。他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
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张党治者有 其二。”接着，蒋介石详细地论述了他的看法：“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
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 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
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 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
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 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
以为昔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 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
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 为之预期，但断其不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
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 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
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 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
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联邦会议政治之弱 点，已充分暴露，而于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
则发言盈庭，谁任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在分析比较了这三种主义之 后，蒋介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说：“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
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又说：“今 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很显然，蒋介石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可以消 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
阀坐大于中原”。
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
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这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
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了。会议还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 一案》，声称这个决定是针对“军阀余孽及政治官僚”和红军的“破坏举动”。
会议确定了所谓当前最紧要之工作是“扑灭赤匪”，为此发布了《剿灭赤匪 报告书》，说国民政府“已集中全力于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军于赣鄂等省，
努力痛剿，期于最短期内，彻底歼灭赤匪之毒祸”。可见，中原大战后，蒋 介石已把围攻红军作为重要任务。
国民会议开了十二天，最后由蒋介石致词，向与会者提出了“巩固统一 与完成建设”的六大要求。即巩固统一于尊崇法治；确认民生为建国首要；
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之设施；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地方自治。蒋介石 说，这六条的关键是第一条。而第一条的中心点是要全国人国“只须以全力
维护约法之尊严”就可万事俱成。
这次会议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 巩固了蒋介石的统治。
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基础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当时一个宣传法西斯主义的 刊物说：“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恐怖逐渐扩大，资本主义就到了一个决
定没落抑或再生的歧路，法西斯运动是在这种时期发生的。资本主义的恐慌， 不论在先进国或在后进国，产生国民经济的不安，社会大众的动摇，以及对
外斗争的激化等各种危机。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的政治上 纷争，扰乱全社会的组织秩序，结果法西斯运动就应运而生，排斥各派，恢
复秩序。”同样地，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虽然不 能象中国宣传法西斯主义刊物所吹嘘的那样“法西斯蒂的产生，纯然由于社
会的需要，是社会自然产生的”，但也不能说成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种刊物的 鼓吹就冒出地面并轰动一时。这种社会基础既有反动的，也有不是反动的。
归结起来，有这样四个情况：
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使一些人感到要振兴中国来抵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入侵。要振兴中国靠什么呢？他们认为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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