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警勤区。此外，乡镇还有警卫股、警卫干事，警务处还有保安警察总队和铁路警
察局、森林警察局、工矿警察局、港局警察局。城市还有流动派出所，专门负责用
卡车载运警察巡查。警察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什么政治警察、情匪警察、文化警
察、新闻警察、教育警察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警察占总人口比例之高，网
点之密集，在世界实属罕见。
警察的任务有"户口查察，指导民众，紧急警戒，集会结社之取缔，组训民众"
等90余种。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论思想、学习工作，无一不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
再加上六大系统的特工人员更使得人们的生活走不出警察和特务的阴影。
台湾警察经常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成群结队。以台北市为例，市区分成8
个分区，一年就添置8辆警车，昼夜实行巡逻，警车狂叫着变成一个个的"活动派
出所"。如接到警报，警察5分钟内就能赶到现场镇压。
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每户人家必须与3家进行连环保证，军、公、教人员则
要与2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果被定为"不良分子"，其同事、同学、同工及亲戚、
佣工中就有许多人被株连。户口管理也极为严格，统一印发身份证，身份证上明文
规定，台湾人民不仅外出旅游，而且连出门做工、下田种地都必须"随身携带"，
否则，将随时遭到警察的盘查和拘留。此外，警特人员还经常进行人口总清查和突
击检查。1951年3月到7月，仅台北一地就进行398次户口突检，每次均出动大批军
警、宪特，如临大敌，其中一次就逮捕了1．2万余人。
1975年，台湾"内政部"又公布了"流动人口登记办法"。规定凡因外出谋生、
探亲访友或旅游，需要暂时在原警察分驻派出所管辖区以外的地方居住的人，都必
须办理"流动人口登记"；凡在台湾有户籍的人家，如果遇到外来人来住宿必须在
当天向警察机构口头申报"流动人口登记"。否则，遇到警察的突击检查，就有被
逮捕的危险。
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控制，各学校设立所谓的"训导处"和"军训教官室"，
并以此在学校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安插特务学生，诱骗青年加入国民党，严格控制
师生的言论和行动。各校校刊不经训导处审查，不得出版；师生举办讲演，没经训
导处批准，不得举行。师生的私人信件，经常被训导人员拆阅，甚至公布和扣留。
新生人学要向训导处交"思想保证书"，立"思想保证人"谁在生活中流露出一点
不满情绪，训导处就会给扣上"异端"、"邪说"、"偏激"、"思想有问题"、
"叛徒"等大帽子，轻则列上黑名单，受记过处分，重则以军法制裁，押火烧岛监
狱管训。
台湾还规定，老百姓上街，不准随身携带刀具；三人以上聚会，必须登记，否
则，警察会跑来干涉；工人不准罢工，学生不准闹学潮罢课；不准国民党以外人士
组党，严厉实行"党禁"，只允许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可以合法存在。
台湾的特务如此之多，以至在一些公共场所以及旅馆的家具中、床铺下，经常
有特务安放的窃听器；台湾的规定如此之严、之细，以至特务人员可以随时找到岔
子：一个生活规矩的人，特务会认为"有问题"；生活浪漫的人，他们也要"研究"；
多交朋友"有问题"；不交朋友更有"问题"，书读多了"有问题"；少读了也要
"研究"，连多看一会报纸都会成为特务找麻烦的借口。
在此高压之下，台湾的共产党人当然只有死路一条，左倾或稍有牵连者也在劫
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丢到海里喂鲨鱼，而无辜受
害者更是不计其数。50年代初，台湾笼罩着"大屠杀大恐怖"的气氛。
据江南的《蒋经国传》记载：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国立
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
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只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
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
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谍"名义，送往青岛东
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
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
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15年。陈当
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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