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众得所愿而戴之；后不体元，为政不仁，无以保天下，则民择仁厚而归之。”
第三，鉴于宋室南渡之后，国家尚处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建议人主要关心人民，要有“爱民之心”。胡宏指出，当时官府对老百姓“诛之
若禽兽，取之若渔猎，发求无度，科敛无已，胁之以势，却之以威”，使得他们
“惨毒切于饥肤。冻馁迫于忧虑”。因此，要求减轻人民负担。他说：“财者，天
地有时，四民致功者也，取财于四地则无穷，取财于四民则有尽。”反对朝廷对人
民“种敛无已”的政策。胡宏强调说：“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
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有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国者，
务使百姓辟其地；欲兵强者，务使有司富其民。……今乃行诛剥之政，纵意侵民，
以奉冗卒，使田莱多荒，万民离散，此巨所未解者一也。……”把人民看做是国之
心腹，强调爱民、富民，不能使之有所损伤，这种重民思想，是胡宏对儒家民本思
相的光大和高度发挥。在万言书中，他用了大量的笔墨揭露了南宋政权的害民之政，
认为只有认真对人民施行仁政，做到“视民如伤”，实行减轻赋敛，惩贪养廉，鼓
励发展生产。只要使“仁得加于百姓，邦本安，而讨逆复仇之兵可振矣。”把对人
民施行仁政看做是振兴社稷和实现复仇统一的根本保让。不难看出，胡宏的建议虽
然是从维护封建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但其同情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是值得赞杨
的。
第四，建议孝宗皇帝重视和精选人才。他说：“夫欲成王业者，必用王佐之才，
所谓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业素定于胸中者也，故一旦得君举而措之，先后有
序，纲施纪布，望道期功如臂运指，莫不从心。”他认为，首先要选好辅相，“辅
相者，百官之精，选才之所自进，政事之所由定”，胡宏又指出：如果用人不当，
“守令非其人，则政繁赋重。民力殚竭，而盗贼起于困穷矣；将帅非其人，则仇敌
外纵，衅孽内生，而技枝伤心之祸萌矣。……诚得贤士举而任之，使尽其积，则天
下之善，何所不进”。他认为，选好人才的关键在于人主，如果人主“好暴佞，恶
刚直，则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龌龊而忌英果，则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
对重用人才的必要性和精选人才的重要性提出的正确建议，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
世的治国者亦有借鉴作用。
第五，他在上书中，还要求裁减冗兵，大兴屯田，罢度碟，没收天下僧尼道士
之产业等开源节流的正确建议。
此外，胡宏还提出了用积极进取之策，加强边防力量以扼制金人南侵并徐图进
取的正确意见。对于杨么的起义军，他建议实行招抚之策。胡宏说：“杨夭（幺）
为寇，起于重敛，吏侵民急耳！”他指出，那些参加起义的人“本为农亩渔樵之人，
其情不与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与他寇异。”主张用宽厚之策进行招抚，实行分
化瓦解。这样的建议，说明胡宏在当时不愧是卓识远见的学者。
三、议论别开生面 理学独树一帜
胡宏的理学思想虽然基本上是对二程学说的继承，其所探讨的主要范畴仍不出
道、理、心、性等内容，然而他对这些范畴的运用和发挥却表现了许多独到之处。
（一）性本体论
二程哲学以“理”为宇宙本体，胡宏的哲学理论则是以“性”为本体为其主要
特色。
胡宏论性，不仅指人性而言，他说：“天命之谓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尧
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心而不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
万物以成性者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又说：“大哉性乎！万
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德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
者也。”（《知言》卷4，《一气》）他认为性即是天命，为天下之大本，万理皆出
于性。因此，这个“性”不仅仅指人性而言。
在性与心的关系问题上，胡宏以性为体，以心为用，认为性是心的本体和本原，
心是性的表现和作用。二者的联系表现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他说：
“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五峰集》卷2），心是从性中萌发出来的，没
有性之体，就不会产生性之用。他又说：“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
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为了更明确地说明性
体心用，胡宏又以水和流来比喻心性之关系，他说：“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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