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自己之所爱推及所不爱。但这种“居仁”“推恩”必须“由义”，所以它说：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
而爱物。（同上）
又说：
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
（同上）
这样，“居仁”“由义”，仁爱尽管还是仁爱，但对不同的人，就有厚薄之别、
先后之分了。
孟子承认爱有等差，但他更强调由己及人。在他看来，亲亲孝悌只是仁的扩充
过程的开端，不亲亲而爱人固然是不“由义”，但仅亲亲而不爱人则更为不义。亲
亲而爱人就是将亲亲之心推及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三上》）。
孟子所谓礼，其作用在于对仁义进行节制和文饰，既不让仁义失之无度，也不
让它们失之于质实粗野。孟子主张以礼待人，循礼而行，但他认为礼节仪式同仁相
比，则是次要的。礼是仁义的外化和形式化，它受制于仁义，产生于仁义。
为了正确认识仁义原则并保证仁义的实践，孟子又提出“智”的范畴。他说：
智之实，知斯二者（仁、义）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
所谓“知斯二者”，就是对仁、义能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由“知”而“弗去”，
就是在正确认识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坚持仁与义的原则，执着地践履仁义道德。
孟子将人们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五伦，并为它们规定了具体的道德规范。他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
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
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伦即伦次，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即五种人伦。它们是父子、君臣、
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或伦理关系。孟子认为这五种不同的社会关
系都应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和原则，父子关系要以亲亲为原则，君臣上下关系要以义
为原则，夫妇男女关系要以有差别、有区别的和谐为原则，长幼关系要以尊老养老
为原则，朋友关系要以信实为原则。“五伦”这五种道德原则是以区别人兽为背景
提出的，它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就道德规范而言，它是对四德的进
一步具体化。
利与义，是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孟子尽管承认人们物质利益的必要性，肯定
先富后教、恒产对恒心的重要性，但在价值取向上，他还是义胜于利，认为道德原
则重于物质利益。
《孟子》开宗明义就是：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
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奉劝梁惠王只能讲仁义，不能讲利，认为如果讲利，就会引起争夺、招致
政权颠覆。因此，从表面看来，孟子似乎认为利是万恶之源，义与利是对立的。其
实，孟子这里所说的“利”与“义”含义较为复杂。孟子所谓“义”，既是统治阶
级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体现，又包含有一部分社会公共利益甚至一部分人民利益。
他所谓“利”，实际指统治者的个人私利以及所代表的小集团利益，或者是眼前利
益、局部利益。这从“何以利吾国”、“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之“利”
的对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罔此，孟子在这里崇义而抑利，实质是反对统治者为一
己之私利而置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不顾。他认为如果统治者带头追求个人或小集
团的私利，全国人人争而仿效，那么就会使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因而他提倡义，要用义来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这种“义”，
实质就是以道德原则为形式而出现的“公利”。孟子所谓反对“后义而先利”，就
是反对置私利于公利之先。而提倡公利，最终还是有利于统治者本身。不求利而利
自得，这正是儒家的辩证法，正是孟子讲仁义的本旨。
正因为孟子重公利之义而贬私利之利，所以在对待个人利益与公利、生命与道
德价值的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舍生取义”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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