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
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
“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
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
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
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
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
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
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注]
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
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
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
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
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他把
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
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注]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注]。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
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义理即考核、
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注]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
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是不同的。他批评“宋以来儒者，以己之
见，硬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见”，[注]这种凭空臆说的所谓“义
理”与圣人之大道相去甚远。他主张在考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儒家的义理之学。在
《与某书》中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问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
附会；吾人附会凿空益多，宋儒则恃胸臆为此，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
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所言之意
必差，而道从此失。
儒家的原始精神，被宋儒弄得晦而不彰。即使汉儒训诂，也不一定合乎儒学原
义。因此，必须平心体会经文，以客观的态度去阐发义理。
3.义理三书
戴震不仅主张由训诂名物以明义理，他还主张“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戴震生
活的时代，正值考据学方兴未艾，“时人方贵博雅考订”，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
认为“空谈义理，可以无作”。但戴震的学术目标并不限于仅仅考订字义、辨证名
物，他有更高的追求，即重建儒学义理，打倒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说。
他提出“执义理而后能考据”的主张，着手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戴门弟子段玉
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阐发说：
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
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
一句之间，惑矣！
段玉裁对师训深有所契，故能明了戴学之要领。戴震本人也以“轿夫”与“坐
轿人”来说明训诂名物与义理之间的关系：
训诂、声韵、天象、舆地四者，如房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
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注]
戴震自视甚高，故看不起那些只知考据的所谓“当世通人”。他认为如果“故
训非以明义理，则故训胡为？”[注]对戴学颇有异议的章学诚深明此旨。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沽，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
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君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
《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之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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