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荀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凡
数千年国家风俗治乱之故，若者与孔教相因而进退者，得之于战国、秦、汉之间，
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
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
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礼运注叙》）。
1890年初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到很大启发，觉得今文
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就是可以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康有为认为，
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经学“灵活”；佛教哲学虽
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传》）。于
是在廖平的启发引导下，康有为彻底完成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并且很
快完成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而正式奠定了他维新变法运
动的理论体系。
二、投身变法 报国图强
对世界的认识明确了，出于拯救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康有为犹如一名冲锋陷阵
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他创办学堂，传播变法图
强思想，为维新运动培养干部骨干；他多次冒死上疏光绪，呼吁治定国是，立即变
法，其呐喊之烈，震耳发聩；他积极为推行变法而奔走，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
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16年……
创办“万木草堂”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
救中国的重要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家，要从事维新变法，
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
动，思想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
育。”（《南海康先生传》）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
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办法很特别，他不举行一般的人学考试，而是举行“面试”。
考生无论年龄大小、学力高低，只要能通过康有为的“面试”就可以人学。“面试”
时，康有为同应试者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通常是康有为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
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
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的，即予录取。正是通过这种独特
的“入学考试”，在康有为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他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当时就读于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的
高材生，是一名颇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十分仰慕康有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
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求教。很快，陈千秋就被康有为的思想和博学所征眼。
于是他退出学海堂，正式科拜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
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
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8岁学诗文，12岁补博
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17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
放弃举人之尊，拜倒在一个前生的脚下受业。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
才使他在历史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
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
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
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
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
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
述》）
随后，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
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
兴里3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大院，大厅宽敞明亮，是个理想的办学讲课之地。长
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
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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