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转呈，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的手里，这是光绪读到的康有为的
第一份奏折。“上览而喜之”，下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
殿，一份存军机处，并下令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复奏。足见光绪帝对此条除的重
视程度极高。它成了推动光绪下决心变法的重要契机。
4．《上清帝第四书》
6月30日，即康有为上书后一个月，他又撰写了《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
行乾断，以图自强呈》。此次上书主要“言变法次第之故”，“缓急先后之序”。
康有为建议光绪，一是立科以励智学，奖励创新发明，使“国人踊跃，各竭心思，
争求新法”。二是设议院以通下情。通下情的措施有五：一曰下诏求言，二曰开门
集议，三曰辟论顾问，四曰设报达聪，五曰开府辟士。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第一次提出，要讲明国是，实行全面的根本性
改革，“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反对“补漏缝缺”。
从5月2日至6月30日的两个月中，康有为连续三次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纲领，
从而将维新变法运动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康有为成为了人们公认的维新运动的领袖。
5．《上清帝第五书》
1897年12月，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
写了《外衅危迫，分割氵存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祥呈》。在第
五次上清帝书中，康有为再次给光绪开具了救国良方：“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
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
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行尊降贵，延见臣庶，
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
私之分。”至于变法模式，康有为为光绪提供了三种以供选择：上策是“择法俄日
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
“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康有为看来，能行上策
则国家可以强盛；能行中策则国家尚可维持积弱的局面；即使是行下策，中国也不
至于亡国。如果皇上不采纳这些建议，则国家将会灭亡。
这次上书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所开列变法内容最详尽的一次。在第五书中，康
有为第一次提出学习俄、日维新变法的经验，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第五书中，
还第一次提出制定宪法的主张，明确了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轮廓。
6．《上清帝第六书》
康有为不停地上书光绪，但能送达转呈的很少，大多数被扣下来了，看不出朝
廷有采纳变法主张的迹象。康有为感到十分失望，打算离开京师回广州。光绪的老
师翁同龢真诚地挽留了这位维新变法的领袖。与此同时，给事中高燮曾为他上了第
一个正式奏荐折，请求圣上召见康有为。由于恭亲王等人的反对，光绪帝只好令总
理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在总署西花厅，便出现了
康有为舌战群臣的一幕。
1898年1月24日下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等官员接见了康有为。接
见气氛严肃而紧张。一开始，守旧派大臣荣禄就高谈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反驳
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刑部
尚书廖寿恒问道：“变法当从何着手呢？”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
章马上就此质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回答说：“今为列国
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
直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户部尚书翁同龢询问
了如何筹款的问题。康有为主张，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改革财税制度。“日本之
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回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他最
近著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考》可供朝廷参考（年谱）。
这次会见进行了三个小时。光绪听了会见汇报后，非常高兴，很想亲自召见，
直接听听康有为的见解，无奈恭亲王等人仍以皇帝不见四品以下官吏为由加以阻挠，
光绪只好传令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这次
会见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康有为取得了可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上清帝第六书》
即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了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或曰《为外衅危迫，
分割港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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