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同上）。处此境界中之
人，已完全地觉解到宇宙的存在并自认为宇宙之一员，自认是“天民”，因而他的
行为皆符合宇宙“大全”之利益。他与宇宙“大全”相融无间，因而能超成败、超
顺道、超生死，最终达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人境界。
在冯氏以上的境界说中，处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
般大众，这两个境界是人不求而自达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别
就是贤人和圣人。圣贤是人所应当努力成为的人，而这两种境界也正是作为人应该
不懈追求而努力达到的境界。因此，对于人生的努力来说，只有后两种境界才有意
义和价值。冯氏认为，人的努力与追求无需外在的行动，只需不断加深自我“觉解”
的程度，直至达到最高程度的“党解”，实现“成圣”的终极目的。而帮助人提高
“觉解”的程度，正是冯氏建构哲学形上学的最高目的和意义。由此看来，冯氏的
“新理学”虽从最不着实际、抛开任何现实具体内容的形式的、逻辑的观念开始，
但最终的目的却仍然落在“使人成为圣人”这一非常具体、实际的结论上，这便是
“新理学”的旨趣之所在。
冯友兰是继梁漱溟、熊十力之后“新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
理学”是中国三四十年代有相当影响的哲学思想体系。“新理学”的建立，标志着
新儒家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新理学不袭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继
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博采众家、自成体系。
从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新理学突破了梁漱溟等早
期新儒家学者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偏狭观念，而以一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
寻求中西文化之共同点，并以此为基础，取长补短，互相融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包融性和开放性；其次，冯氏鉴于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总体概括、轻逻辑论证，重直
觉体悟、轻理性思维的缺陷，试图引进现代西方哲学界较为流行的“逻辑分析”方
法，以改造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开辟了一条研究哲学的新路，这对促进中国
逻辑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杨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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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学家 贺麟
（1902—1992）
一、游学欧美 遍访名流
学术救国 潜心译述
贺麟，字自昭，我国著名的思想家、西方哲学史家和翻译家。1902年9月20日出
生在四川金堂县杨柳沟村一个乡绅家里，父亲是一位秀才，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
育事务。8岁时，贺按规矩进入私塾读书。虽然所学仍不外《四书》、《五经》，且
重在记诵而轻忽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
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
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1917年，贺考入省立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学习。19
19年，他又以优秀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
等教育。
在清华这座名流荟萃的高等学府，贺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
他除了圆满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尽量多地选听各种专题讲座，以扩大
自己的知识视野。1920年春，著名学者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国学小史”，并在闻
一多举办的文学研究会上讲授中国文学，贺闻讯即前往听讲。梁曾是戊戌维新运动
的重要人物，素以口才绝佳，极善演讲著称，他更是一位饱学之士，国学功底深厚。
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更是精研入微，讲来如数家珍。这种融精深学识与
天才演讲于一体的教学，深深地吸引了正求知若渴的贺麟，使他为之倾倒，并从此
把梁启超视为自己的楷模。为此，他经常造访梁启超，并在梁的指导下，写出了国
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并公开发表。
贺在清华时，著名学者梁漱溟亦客居清华园，时常应邀讲学。贺麟不但亲聆讲
授，还多次登门拜访、请教。与梁启超不同，梁漱溟不喜欢给青年开长长的书单，
而只是简明地说：“只有王阳明的《传心录》与王心需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其用意在于，青年学生在为学之初，切忌好高骛远，而应专于一处，精研细读，用
心体会，然后才可举一反三，旁及其他。
在梁启超和梁漱溟的讲授中，所体现出的恢宏学识与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着
贺麟。尤其是他们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与精深讲解，更给贺氏以深刻的影响。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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