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勇。曰：“轲也。”曰：“何轲也？”曰：“轲也者，谓孟轲也。若荆轲，
君子盗诸。”“请问孟轲之勇。”曰：
“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富贵贫贱死生动其心，于勇也，其庶几乎！”（《渊
骞》）
扬雄崇孟而轻荀，已开唐宋之儒道统之说。韩昌黎曰：“晚得扬雄书，益尊信
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
纯而小疵。”[注]就是明证。
扬雄比较孟荀并崇孟抑荀，但并不将荀子一概骂倒，而是取其学说之合理内核，
为统一儒学服务。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孟荀人性论思想的融合上。孟氏主性善，荀子
说性恶。孟子由性善而力主贵在开启人类自觉意识的仁义之教；荀子由性恶而力主
重在强制外烁的礼乐之化。性善性恶，不可两立；重仁重礼，似难两全。扬雄并不
这样绝对，也不走极端。扬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提出“人性善恶混”的著名命题：
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修身》）
人性既不如孟氏所说纯然为善，也不如荀氏所云天然为恶，而是具有趋善趋恶
两种可能。培育人的善性就为善人，诱导人的恶性就成恶人。人并无先验固定的善
恶，全在乎后天的教导。他说：“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歌，入自禽门；由于礼义，
人自入门；由于独智，人自圣门。”（《修身》）无疑，在解决人性善恶问题上，
扬雄比喜走极端的孟子荀子都要聪明得多。建立在人性善恶混认识基础上，在对待
仁义礼乐问题上，扬雄继承董仲舒的“五常”学说，认为仁义礼智信三者皆重，不
可偏废：
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
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修身》）
仁是人应当经常保持的爱人品德；义是人的行为准则；礼是人的面貌外观；智
是人认识是非的能力；信是人取信于人的保证。一个君子要想有所成功，就必须以
仁为居，以义为路，以礼为饰，以智辨物，以信取信。仁义礼智信五者，都同等重
要，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多余的东西。他又说：
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
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问道》）
用道作为行动指南，用德来获取人们的归附，用仁来爱人，用义来做准则，用
礼来立身处事。这四者协调相配（合）就成为浑然一体的全人（浑），离开了（离）
就不成风格（散）。一个人皆具道德仁义礼这些品质，就可以全身保性。可见，孟
氏仁义，荀氏礼乐，都各有所需，不可或缺。于是将儒学内部孟荀的分争弥缝起来
了。
四是援道入儒，丰富儒理。扬雄贬诸子，斥黄老，但并不是不分精华和糟粕地
一概排斥，他充分注意到道家的合理内涵，力图援引道学精华以丰富儒学理论。如
前所述，扬雄一方面批评老子“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另一方面又赞赏老子的
“道德”学说（《问道》）；一方面批评庄子“荡而不法”（《五百》），也指出
庄子“齐生死，同贫富，等贵贱”的诡辩学说不同乎“圣人之说”（《君子》），
另一方面又赞赏庄子的淡然“少欲”（《问道》），扬雄一生“清静亡为，少嗜欲”，
“恬于势利”，正是受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崇道德”，“少嗜欲”还属
于修身范围，那么，扬雄从老庄那里继承的“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和他建立
的庞大的“玄学”体系，则是他援引道学对儒学的重大补充。
先谈自然。扬雄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说：“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
循即因循，指历史的继承性；体自然即遵照自然法则，是客观的规律性。前者是儒
家的“因循”重史的传统，后者是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前者重视人文的经验，后
者重视自然的法则。扬雄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既“循”又“体”，继承历
史的经验，依准自然的规律，相辅相存。他说：“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
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继
承历史的东西越浩大、率直，他体验出的自然法则就越壮盛浑厚；否则继承历史的
东西越细小、迂曲，其体验的自然法则也就越微薄、疏散。在人文和自然的关系上，
扬雄认为自然是主干，人文是表末：“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
《太玄·玄莹》）人事有增减，历史经验也可损益：“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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