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来吧，西贝尔，里面空气不好。”父亲在外面叫我。
“还好，打扫得很干净。”我边上台阶边说。
“是的，我都打扫过。”雷德说。
外面隐隐传来汽车声和军乐的喧闹，雷德仔细听了片刻，“今天市区有游|行活动。”
参观完房间，雷德走了。走前在桌上放了一叠不像钞票的票证。
我的房间在楼上，打开窗户，沿着辅着潮|湿地砖的街道望去，远处的胜利纪念柱隐约可见，那是一个罗马高塔式的建筑，顶端站着一座金色雕塑。
不一会，工人来安装了电话。晚上6点左右，接到了第一个电话。我喂了一声，里面传出海因里希的声音：“埃德斯坦小姐，欢迎来到柏林。”然后说要找父亲。
父亲听了一会，放下电话说：“希拇莱8点要宴请一些专家，我出去一趟。你用配给券买些东西自己吃。”指了指桌上那叠票据。
原来如此，战时状态，买东西也要用券。
空气中弥漫着湿土的腥味，要下雨了。
路面上有个孩子飞速跑过，追他的两个男孩穿着儿童团的制服，跑着向前丢出两个黑煤块：“毒蘑菇！毒蘑菇！”
关上窗户，雨滴在玻璃上划出长长的痕迹。
我在新日记本上写下：
1940年7月26日柏林阵雨
昨天我梦到有人问我，要在日记本里写一句什么话，我在梦里看到本子上写着：“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其原因，然而，怎么知道那是什么呢？”
第6章
去学校，坐电车路过威廉大街，总理府外墙还挂着巨幅wan字旗，长度大概有四层楼高。大街上到随处可见军人和军车。柏林是政治中心，相比文艺范儿的维也纳，自是不同。
柏林大学，是一所在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著名学校。19世纪威廉·洪堡在这里进行改革，使大学有了独立的学术自由，德国的教育和科技才逐渐在当时的欧洲一骑绝尘。所以这里也叫做威廉洪堡大学。
这个校园里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身影：爱因斯坦、薛定谔、普朗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仿佛周总理年轻时也曾踏足这里。
我慢慢地走着，体会每一步心情，那种微妙的兴奋和期待，使我联想起阿尔伯特听说我要转学时的欣喜。也许，我是应该来的。
管理注册的是一位中年女士，是最典型的德国“女龙骑士”，体格庞大，表情凶狠，佩戴N粹党员的徽章。
“联盟活动记录有点少，农村劳动一个小时也没有。国防辅助工作一年，完全空白。你原来的学校是怎么管理的！”
……
“说实话，您的记录不全，是谁让您来上学的？”
我呈上了希M|莱的推荐信。
抱怨停止了，她严肃的脸上挤出一丝温和，“您要多参加我们的集体活动。还有，对‘少女联盟’来说你的年龄已经过了，但还有‘美丽联盟’。我给您一张表，您填了以后交给联盟的学生主席希尔德。”
西贝尔原本是大学二年级，学心理学。我找到了导师朗格教授。他是个灰发的中年男士，态度温文尔雅，说话也和蔼可亲。可是很快，我就知道他的外表欺骗了我。
他看了成绩单说：“脑部神经学成绩较低，是我现在给您做一次成绩评测，还是把这门课再选修一次？”
我哪能立即参加评测？西贝尔本来学业不精，我在原来的世界也没学过。只能再选修一次。于是，在他的“慈悲”之下，我选了很——多——课。在这个时代，心理学是和精神科一起的，跨学科的内容也不少，要学好也挺难的。
“除了比较解剖学，最好再了解文科方面的，哲学和历史——”他犹豫道，“不过这学期有点排不下了……”
您也知道排不下了？饶了那可怜的课程表吧，我心中暗道。
但紧接着就听他说：“给你列个书单回去看，要不然平时作业论文完成起来会有难度。”
唉，行吧。
完事了，我看看课程，“教授，怎么没有弗洛伊德的内容？”这么经典的都缺了，太不应该了吧。
他扫了我一眼。我忽然意识到犯了忌讳，弗老是油太人。
我讷讷几声，不知如何解释。都怪自己天真，之前几天在阿尔伯特和父亲的“小圈子”里，可以说是言行无忌。出来一接触社会，马上感受到了限制。
好在除了那一记凌厉的眼风，教授没有其他表现。
这天晚上回去，父亲正在厨房里认真操作，严谨地切一根肝肠。我凑近了看，肠面上均匀地划了细线，他似乎打算沿着线路切出厚度均一的薄片。
我好笑地接过刀子。他解了围裙，“实在不行，还是把诺娜妈妈叫来？他们本来说要给我们配个女仆，我没有同意。”
劳工和女仆多是从占领区拉来的当地人，别说父亲不要，就是我也不可能使唤这些人。
“这些我能做。”我说。
父亲回去看报纸，我三两下切完，再煮个蔬菜汤。说实话，德国人平时的饭简单至极，每一餐都像是“对付”的，看一眼就学会了。一边煮汤，我一边回忆着以前的中式美食，心想以后慢慢研究菜式，不能亏待了自己。
饭后，打开收音机。里面说，帝国空军正在轰炸英国，要给英国人民送去“恐怖”。这样英国就会受到威慑而投降，就像法国那样，blabla。
父亲绷着脸听了一小会，踱去看书。
我关了收音机，看了好一会专业书，又练琴。根据西贝尔的回忆，弹了巴赫的曲子。她基础可以，我还能弹得连贯，但由于有阿尔伯特作对比，感觉自己这双手简直像僵尸。练完琴，又看了会书。
然后，又转了一圈。又看了会书。
又又又看了会书……
怎么还不到晚上10点？
没有手机的漫漫长夜究竟能省出多少时间，从未如此真深有体会过。也许朗格教授列的书单子也不是很难消灭？我想起以前世界里看过一则新闻，监狱里的犯人因为没有手机，考取了大学文凭。
我应该能读到博士。
父亲在房间里，一边画图一边计算。我以前也了解过占星，但相比这个时代，有计算机以后的占星实在是太省心了，软件上输入日期就能得到结果。父亲这里计算就要用到类似对数表。另外还有星历表，里面有几百年间（有些表甚至有上自古巴比伦时代）的行星位置。
桌上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球体，像地球仪，但应该是天球，上面绘着星体，可以灵活转动。我发现父亲从老花镜上方看着我，就笑着把手缩回去，像个打扰大人工作的小学生。
父亲从旁边箱子里拿出一卷羊皮纸，一边说：“中世纪的书就是这样卷起来的。装订成册的反而比较少。”
怪不得欧洲的书总是“第一卷、第二卷”的。
父亲打开了那卷羊皮。里面的字像英文又不是，可能是拉丁文。字体像那种哥特体，也许是中世纪的抄书员用鹅毛笔写出来的。每一章开头的字母特别大，还有小小的图画装饰，极为精美。
“这也是我们从维也纳带来的吗？”我不记得有这本书，看起来很珍贵。
“不是，我从‘安纳贝’借的。这是300年前人们翻译了阿拉伯占星的一份资料，原属于法国一处天文馆。他们说是帮法国保护文物不受战争破坏，结果就把人家天文馆里的古物都运到了德国。”父亲无奈摇头。
“安纳贝，是什么？”
“是希M|莱设置的负责考古和神秘事务的部门，”父亲说，“这次我参加的项目，是以考古为主，他们要给雅利安人的历史寻找证据。偶尔也会用到一些占星卜算。”
“我还以为他们要用占星来算敌人的军舰呢。”想起上次潜艇的事，我随口这么一提。父亲书写的“沙沙”声停顿了片刻。
我在旁边看书，过了一会一张纸飘到旁边地上，我捡起来，父亲接过纸页，没有马上伏案工作，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手。
我在看一本《瑜伽经》，因为海因里希提到了瑜伽，我开始在这方面留心了。
他迟疑着，“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情绪温和多了，但似乎更有主见，我不知——”
眼看着我改了性格，他应该也挺纠结的。我应该做个解释。
他又说：“其实，你以前的性格过于叛逆，我是知道的。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一直愧疚，心想如果不是你母亲过于温柔顺从，也许她不会病了也不告诉我，导致后来猝然离世。于是到你的时候，很少约束你——”
“父亲，你不觉得之前的教育有些失败，治标不治本吗？”我接口说，“你不希望我太服从，结果我虽然在家里闹翻天，但是对N粹的一套却全盘接受，从不怀疑。”
“我以前对你是陪伴不够，教育不够。”他摸了摸鼻子，“我也研究过教育学，但那些理论在你身上也不管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