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张曼从为牢头伤感变成为自己伤感。周一的“律师、审讯、回家”三连暴击，让她这几天一直蔫头耷耳，没有缓过劲儿。她在心里默默计算日期，离第 37 天又近了一天，可是自己的事情，看上去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种煎熬中，她神经质地一遍遍回顾警察的审讯、搜查等各个环节，揣测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了。每一遍回顾，她都在吹毛求疵地找错误，“我当时不应该这样说，我应该这样说；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在一次次的“复盘”中，她已经把紧绷的神经压榨到极限，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嘣”一声断掉。
只是，她自己还浑然不觉罢了。
第二天早晨，张曼挣扎着从硬木板上爬起来，走路时感觉双脚像踩到棉花上一样。她努力维持住身体平衡，正常的整理木板、洗漱打饭，终于把早饭时间熬过去，到了上午坐板儿的时间。
额头滚烫，全身发冷，她发烧了。她坐在硬木板上，两眼呆视前方，身体不听使换地打着冷颤。她还是忍着不说话，不寻求帮助，要继续熬下去。
站在墙角巡逻的狱友发现到她的异常，把她的情况报告给新牢头。新牢头过来看她一眼，嘟囔了一句：“都烧成什么样了？逞什么强？知不知道发烧也会死人的。”
新牢头又把情况报告给狱警。过了半小时，狱警在门口叫“23 号，出来”，张曼跌跌撞撞地走出监室，跟着健步如飞的狱警来到医务室。
看守所的医务室特别简陋，两张桌子四个圆凳，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正坐在那里闲聊。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斜眼看了一眼张曼，扔给她一个水银体温计，送上一句“夹在腋下五分钟”，就又和护士继续聊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38.7 度。张曼从腋下拿出体温计后，自己先读出这个数字，又把体温计交到医生手里。
医生接过后看了一眼，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你啊，没有感冒，只是急火攻心的发烧，来到这里，像你这样的犯人多了去了，给你开点儿退烧药，吃上两天就好了。关键是收拾好心情，多想无益。”
张曼坐在圆凳上，头晕目眩，感觉自己随时会因体力不支趴到地上。不过，听完医生的话后，她还是强撑着说：“我不是犯人。”
医生“噗嗤”一声笑了，语调里全是嘲讽：“好好好，你不是犯人。我是犯人，可以吧？人呐，得认命，急火攻心没有用。”
张曼低着头，不再说话。
她的胃愈发翻江倒海，早晨喝的粥吃的馒头就像一条条八抓鱼在肚子里横行霸道的游弋，搅和地忍不住想呕吐。她刚才一直强忍着，听完医生的嘲讽，她的情绪逐渐失控，忍耐力也急剧下降。现在，她要忍不住了。
她用右手捂住嘴巴，站起身想跑到门外。可是，双腿没有丝毫力气，刚迈出一条右腿，整个人就顺势软绵绵地趴在地上。呕吐秽物顺着捂住嘴巴的右手流下来，她索性拿开右手，趴在地上痛快地吐个够。
不管了，就这样吧，一个人趴在地上吐，身上占满秽物，没有一丝一毫尊严。
医生还是宠辱不惊地坐在那里，对身边的护士说：“让她去洗个澡，你把这里的卫生处理一下。”
跟着一起来的狱警这时候终于开口了：“我看她病地挺严重的，是不是需要输液？如果要输液，我还得回去帮她写申请。”
医生摇摇头，语调依然轻松正常：“不用，她这是心病，输液也好不了。给她开一盒退烧药就行了。”
张曼从地上慢慢爬起来，脸色苍白，声音清晰：“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就回监室。”
在看守所，必须在狱警的监视下才能吃药。张曼接过狱警递过来的两片退烧药，说了一声“谢谢”后喝水服下。狱警看她吃完后，就把药盒拿走了，留下一句“等下午我再送给你”。
整个监室静悄悄地，现在还不到自由交谈时间，除了两名值勤的巡逻狱友，其他人都无精打采地坐在硬木板上，或是闭目养神，或是呆视前方，或是凝望天花板。没有人注意到生病的张曼，更别提关心一下了。
张曼的上身靠在墙上，把头虚弱地歪向右肩膀，闭着眼睛努力让自己好好休息。此刻，她特别想喝一杯热水，润泽一下干裂的双唇和肿痛的喉咙。
她睁开眼睛，嘴里喊出一声低低的“报告”。新牢头坐在自己的硬木板上，隔着十几个人问她怎么了。她尽量让声音大一点：“我想去倒水。”
新牢头回答的声音中气十足：“你坐那里好好养病吧。柳敏，你去帮她倒一杯。”
柳敏是新牢头旁边的一个姑娘，看上去和离开的王娜差不多年龄，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带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她来到张曼这里，从硬木板下边掏出张曼的陶瓷水杯，去倒了一杯热水递给她，声音温暖：“喝吧，好好养病。”
恍惚间，张曼差点把她认成离开的王娜，心里在一瞬间涌出诸多感动。她接过水杯，感激地说一声：“谢谢”。
这次生病真是怪异。之前每次发烧时，张曼总是一口油腻的东西都不能吃，只想喝宋轩熬的小米粥。可是，今天中午打饭时，她看到清水煮菜时突然特别反胃，一口也吃不下，内心疯狂地想吃红烧肉。可能由于在看守所不沾荤腥太久了。
她想起宋轩。他做红烧肉和酱猪蹄的火候特别好，每次都有耐心花三个小时炖好，给张曼盛到碗里后还要忍受她的“挑三拣四”：“我不要吃肥的，我不要酱汁，我只吃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