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杀的。
至少……我是这么记得的。
我们是临时拼起来的小队：老班长，我, 石峰，临时调来的胡海庆，还有研究员黄平川。
任务说是去修闸机。可老班长是本地人，闸机的位置他怎么会不清楚？偏偏带队的是黄工。出发没多久，石峰就低声跟我说，这趟根本不像是去修什么闸机。
可要去哪？
路上风景熟悉又陌生，像是梦里走过无数遍的山路，但在相同的表象下藏着什么细微的异样。我说不清, 只能一遍遍向石峰诉说这股不对劲, 想从他的附和里找点安慰, 来对抗心里逐渐蔓延的不安。
我们遭到了袭击。
一队叛军，火力凶猛。子弹“嗙”的一声钻出枪管那瞬间, 我才忽然意识到, 自己手里竟然握着的是56式半自动步枪？
为什么？这种老枪早该退役了不是吗？这不是我的配枪。
敌人大概有三十人，我们边打边退，一路向雪峰深处撤去, 直到钻进一个山洞。
洞穴狭窄阴冷, 为防有野兽冬眠，我们小心探路。岩壁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图案，古老又扭曲，对我来说完全看不懂。可黄工却一直盯着它们看，像在阅读什么。
走到洞底，没见野兽，却见到一个……石堆。
它由石头、骨头层层堆叠而成，顶端放着一颗牦牛头骨。头骨上刻满了怪异的线条, 像是某种语言，牛尾插在最上，朝四周散开。后方有一个三角形孔洞，大小刚好可容纳一个人的头骨。
两侧竖着人的头骨。用肠子做的绳索一层层捆绑缠绕，将那些头骨、牛尾、五色彩带与地上的白骨联成一体。经幡是黑的、红的、蓝的、黄的，颜色鲜艳得令人不适。泥腥味、血腥味，伴着冷空气，翻滚着冲进脑子，搅得我眼前发黑。
黄工看了半天，最终下达命令：“什么都别碰，在洞口休息一晚。”
那一晚，老班长话特别少，队里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问石峰，石峰问胡海庆，问了一圈没人说得出个所以然。胡海庆倒是挺健谈，石峰还给他起了个外号：猛子。三人很快就混熟了。
临睡前，老班长没有安排值夜，只反复叮嘱我们：“都去睡，不许醒。”
我害怕野兽，也怕叛军会追上来，却还是勉强闭了眼。
那一觉不安稳。半梦半醒之间，我听见老班长在咿咿呀呀地喊，像是呻吟。我想起身去看，可全身像被压住，动弹不得。鬼压床。我睁着眼，却只能看着他……看着他做那些事。
他在做什么？
他在玩自己的脐带。
老班长蜷缩着身体，四肢收在胸前，像个胎儿。他双手不断地交叉旋转，反复往前一送、一收，就像真的在拉扯一条什么东西。嘴角挂着一个诡异的笑，那是我在任务期间从未见过的神情。
我想尖叫、想挣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他“出生”，或者说……变成某种别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我不是唯一的目击者。
众人都保持着睡着的姿势，然而眼睛却睁着。
黄工面无表情，石峰眼神躲闪，胡海庆眼带惊喜。
我们都成了这场“死亡与新生”的表演里的观众。
而我们的沉默，是最合格的参与方式。
“咿呜呜——”
“咿呜呜——”
那到底是哀嚎，还是欢喜？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一夜开始，一切都变了。
第二日。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山口，渗入洞穴，我们都醒了。
除了老班长。
他仍保持着昨晚的姿势，再也醒不过来。
黄工检查后，说是高寒与缺氧引发心血管意外。
我不信。
老班长是土生土长的藏人，五千米海拔的风雪，他比我们谁都熟悉。要真是缺氧，那我们几个外地人怎么还活着？
或许真有什么东西一直环绕在我们身边。是那座祭坛，或者，是它背后的什么。
我耳边仿佛还回荡着昨晚那一声声“咿呜呜——”
可黄工坚决不让带尸体回程，命我们就地掩埋。
老班长就这样埋在了洞口冰冻的泥土下。他死时嘴角带笑，可我怎么看都不像他。
冻土将他盖住，恐惧则盖住了我们的悲伤。
是我们“杀”了老班长。是我们。
掩埋完毕后，黄工忽然说，要与我们三人分别单独面谈。
她的级别比老班长高。出发时老班长是指挥，现在他死了，黄工就是唯一的决策者。
我、石峰、胡海庆，依照顺序被叫去洞穴最深处，那座摆着牛头骨的祭坛前面谈。
我坐下时，声音比想象中颤得更厉害。
黄工问：“你家几口人？祖籍在哪？”
我如实回答。
黄工问：“有没有碰过祭坛的东西？”
我也如实回答。
黄工问：“你昨晚，看到了什么？”
我撒谎了。
黄工沉默了将近三分钟。她没再追问，只让我离开。
我走出洞口，外头一片白茫，脑子比眼前还空。
胡海庆凑过来问：“她问了啥？”
我如实说了。
他低声在我耳边骂了黄工几句，骂得挺脏。
不久石峰出来，脸色和我差不多。
他喊胡海庆进去，我们两个蹲在洞口，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石峰忽然问：“你妈有没有给你留护身的东西？”
我想了想：“没有。”
他从包里掏出两枚十字架，“我们村以前有牧师来宣教，入教送这个。那时候我妈以为是银的，拉着我爸一起去，拿了两枚，结果不值钱，就给我玩了。你拿一枚。”
我接过那枚廉价的小十字架。就在那一瞬——
“嗙！！”
洞穴深处传来一声震天巨响！
我俩当场吓到靠在一起。当兵的谁都清楚那一声巨响是来自什么。
是枪声。标准的制式步枪开火，夹杂着回音，真真切切。
紧接着，又是第二枪。
第三枪。
……然后，归于沉寂。
硝烟味从洞穴深处漫出来，而我和石峰几乎是贴着洞壁爬进去。
胡海庆的尸体成了一滩碎肉，糊在地面上。
黄工站在一边，低头清点弹药。她的棉鞋和绑腿旁，躺着三枚空弹壳。
她开了三枪，三枪全中。
一枪爆头，一枪穿心，一枪断喉。胡海庆的身体烂得认不出样子。
我和石峰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谁能想到，那个一路上低头写画、拍照片的黄工，枪法又准又狠，连自己人也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他是叛徒。”她轻描淡写地解释，随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命我们打包出发。
我们不敢不听。可我无法接受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真正见过黄工的脸。她始终用布巾裹着头，只露出眼睛，吃饭也从不与我们一起。我只知道她是上头派下的研究员，是个女人，是唯一能读懂祭坛图案的人。
比起冷静到冷血的她，那个“叛徒”胡海庆，更像是我们的人。
这个念头像霉菌一样，爬进了我的血管。从那之后，我每一口呼吸，都带着一股恶臭。
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答案。
三个人的队伍，比五个人时更冷。
雪地空荡荡的，风像把小刀，山和冰川绵延不尽，脚下的每一步都沉重得像陷进了白色的泥沼。我的眼里，只有无尽的雪、无尽的白，和一条越来越模糊的前路。
黄工走在最前头，步伐稳得像一把秤，似乎永远不会失控。她怀着智慧与冷静，而我和石峰，就像两只掉队的猿猴，拖着愚昧与无望，在她身后挣扎前行。
我脑子里不断回旋那三个问题。反复地咀嚼，像是在反刍。到底我说了什么？石峰说了什么？而死去的胡海庆，又回答了什么？
趁黄工走远，石峰凑近我耳边，低声说：“她是不是问你有没有碰祭坛？”
我一愣，下意识点了点头。
他又说：“她让我们别碰……可我亲眼看见她，从那牛头骨下，取出了一块黑色的碎片。”
他说着，用手比了个大致的尺寸。不大，却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某个角落，沉甸甸的。
我们一同望向前方。黄工的身影被风雪包围，像是在时间中穿行的影子。她似乎察觉到什么，忽然回头。
那一刻，三人的脚步停下了。
我们面对她，她面对雪峰里忽然长出来的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