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姥姥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只带着一个军用行李袋，贴着红五角星。她放下袋子，用手帕擦眼泪，跟外婆说：“妹妹，这次我们就真的可能再也见不上面了。”
外婆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手，哭得说不出话。
姑姥姥说：“妹妹，你让我抱一下。”
姑姥姥和外婆拥抱，两个老人的身影瘦小而单薄，风吹动白发，陈旧干净的衣服迷蒙着阳光，和灰蒙蒙的车站一起留在我记忆里。
姑姥姥打开行李袋，掏出一块布，放进外婆手心，说：“妹妹，这是当年哥哥送给我的，玉镯子，是哥哥给我的嫁妆，留在老家吧。人回不来了，大概会死在外边了，把当年嫁妆留在老家，你替我放在哥哥床边的柜子里。”
我站一边，莫名其妙，号啕大哭，喊：“为什么回不来？为什么回不来？不是有喜鹊可以搭桥吗？为什么回不来？”
妈妈将我拽到一边，舅舅骑着自行车过来，说：“车子来了，已经快到姜北村的路口。”
外婆紧紧握着姑姥姥当年的嫁妆，眼泪在皱纹之间。
姑姥姥替她擦眼泪，说：“妹妹，我走了，你保重。咱们这辈子做姐妹，要下辈子才能见面了。”
外婆哭成小孩，还戴着一朵小白花，她哽咽着说：“姐姐，你也保重，我一个人了，你再抱我一下。”
我想，外婆年纪那么大，怎么跟小孩子一样的。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从那一天起，我亲爱的外婆，其实真的只剩下一个人。那个时代的亲人，只剩下她孤单单一个人。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人生中，真的有见一面，就再也看不到了。
因为我再没有看到过外公，没有看到过姑姥姥。
中考那年，听说姑姥姥在乌鲁木齐去世。
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也再没有人带一包葡萄干给我。
6
外公去世二十多年，我很少有机会到那座小镇，那里的夏天，也和以前不同，河水污浊，满街木门全部换成了防盗铁门。
那是我的家乡。
将我童年变成童话的家乡，麦浪舞动和鸽子飞翔的家乡。
有时候深夜梦到外公，可是他的脸已经有些模糊，我心里就会很难过。
我喜欢葡萄藤下的自己，还有边上用蒲扇给我扇风的外公。
外公，我很想你。
末等生
对这个世界绝望是轻而易举的，
对这个世界挚爱是举步维艰的。
末等生慧子，
以男生的方位画一个坐标，
跌跌撞撞杀出一条血路。
2012年，我在曼谷郊边的巧克力镇，招待高中同学王慧。
这是家迷幻如童话的饭馆，白色房子静谧在草地，夜火灯烛倒映在河流。
王慧留着大波浪，浅妆，笑意盈盈，经过的老外不停地回头看她。
次日我要坐火车到春蓬，而她直飞香港，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聊太多。也不用聊太多，一杯接一杯，互相看着，乐呵呵地傻笑。
我说：“慧子，你不是末等生了，你是一等兵。”
1997年，王慧坐我前排，格子衬衣齐耳短发。
有天她告诉我，她暗恋一个男生。我问是谁，她说你猜。
文科班一共十八个男生，我连猜十七次都不对。只能是我了！这下我心跳剧烈，虽然她一副村姑模样，可是青春中的表白总叫人心旌摇荡。
这时候她扭捏半天，说，是隔壁班的袁鑫。
香港回归的横幅挂在校园大门。
7月1日举办《祖国我回来了》演讲大赛，我跟王慧都参加。四十多名选手济济一堂，在阶梯教室做战前动员，学生会主席袁鑫进来对我们训话。
他走过王慧身边，皱着眉头说：“慧子，要参加演讲比赛，你注意点儿形象。”
慧子一呆，难过地说：“我已经很注意了啊。”
她只有那么几件格子衬衣，注意的极限就是洗得很干净。
后来我知道她洗衣服更勤快了，每件都洗到发白。
袁鑫和一个马尾辫女生聊得十分开心，从中国近代史聊起，一直聊到改革开放。最后袁鑫对马尾辫说，加油，你一定拿冠军。
慧子咬着笔杆，恨恨地对我说：“你要是赢了她，我替你按摩。”
我大为振奋，要求她签字画押，贴在班级黑板报上。
当天通读中国近代史，一直研究到改革开放，次日精神抖擞奔赴会场，大败马尾辫。
晚自习解散的时候，在全班“胜之不武”的叹息声中，我得意地趴在讲台上，等待按摩。
王慧抿紧嘴唇，开始帮我捏肩膀。
我暴斥：“没吃饭？手重点儿！”
王慧怒答：“够了吗？会不会捏死你？”
我狂笑：“哈哈哈哈毫无知觉啊，难道已经开始了？用力啊少女！”
其实，当时她的手一捏，我如被雷劈，差点儿跳起来，脑子里不停在喊：……疼疼疼……这是被碾压的感觉……疼啊……咔吧一声是怎么回事……我的肩胛骨断了吗……疼死爹了啊……小时候干过农活的女人伤不起……啊第三节 脊椎怎么插进我的肝脏了……
我快挺不住的刹那，慧子小声问我：“张嘉佳，你说我留马尾辫，袁鑫会觉得我好看吗？”
我不知道，难道一个人好不好看，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吗？
1998年，慧子的短发变成了马尾辫。
慧子唯一让我钦佩的地方，是她的毅力。
她的成绩不好，每天试题做得额头冒烟，依旧不见起色。可她是我见过最有坚持精神的女生，能从早到晚刷题海。哪怕一道都没做对，但空白部分填得密密麻麻，用五百个公式推出一个错误的答案，令我叹为观止。
慧子离本科线差几十分。她打电话哭着说，自己要复读，家里不支持。因为承担不起复读的费用，所以她只能选择专科。
我呢？当时世界杯，高考期间我在客厅看球赛，大喊：“进啦进啦！”我妈在饭厅打麻将，大喊：“胡啦胡啦！”
荷兰队踢飞点球，他们低下头的背影无比落寞。我泪如雨下，冲进饭厅掀翻麻将桌，搅黄老妈的清一色。
后来？后来那什么第二年我又考一次。
1999年5月，大使馆被美国佬炸了。复读的我，旷课奔到南京大学，和正在读大一的老同学游行。慧子也从连云港跑来，没有参加队伍，只是酒局途中出现了一下。
在食堂推杯换盏，她小心地问：“袁鑫呢？”
我一愣：“对哦，袁鑫也在南大。”
“他怎么没来？”
“可能他没参加游行吧。”
慧子失望地“哦”了一声。我说那你去找他呀，慧子摇摇头：“算了。”
我去老同学宿舍借住。至于慧子，据说她是在长途车站坐了一宿，等凌晨早班客车回连云港。
对她来说，或许这只是一个来南京的借口。花掉并不算多的生活费，然而见不到一面，安静地等待天亮。
慧子家境不好，成绩不好，身材不好，逻辑不好，她就是个挑不出优秀品质的女孩。
我一直想，如果这世界是所学校的话，慧子应该被劝退很多次了。生活，爱情，学习，她都是末等生。唯一拥有的，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咬着牙齿，坚持再坚持，堆砌着自己并不理解的公式。
无论答案是否正确，她也一定要推导出来。
2000年，大学宿舍都在听《那些花儿》。9月的迎新晚会，文艺青年弹着吉他，悲伤地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她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我拎着啤酒，在校园晃悠。回到宿舍，接到慧子的电话。她无比兴奋地喊：“张嘉佳，我专升本啦，我也到南京了，在南师大！”
末等生慧子，以男生的方位画一个坐标，跌跌撞撞杀出一条血路。
2001年10月7日，十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战胜阿曼，提前两轮出线。一切雄性动物都沸腾了，宿舍里的男生怪叫着点燃床单，扔出窗口。
一群男生大呼小叫，冲到六栋女生宿舍楼下。
我在对面七栋二楼，看到他们簇拥的人是袁鑫。
袁鑫对着六栋楼上的阳台，兴奋地喊：“霞儿，中国队出线啦！”
一群男人齐声狂吼：“出线啦！”
袁鑫喊：“请做我的女朋友吧！”
一群男人齐声狂吼：“请做他的女朋友吧！”
望着下方那一场幸福，我的脑海浮现出慧子的笑脸，她穿着格子衬衣，马尾辫保持至今，不知道她这时候在哪里。
2002年底，非典出现，蔓延到2003年3月。我在电视台打工，被辅导员勒令回校。4月更加严重，新闻反复辟谣。学校禁止外出，不允许和校外人员有任何接触。
我在宿舍百无聊赖地打《星际争霸》，接到电话，是慧子。
她说：“一起吃晚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