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适走到这里大概能推断出苏军被杀害的背景了。
苏望生和樊惠一直承受着苏军的精神暴力和身体暴力，那时是80年代中期，出身农村的樊惠并没有能力去与家暴的丈夫抗衡，于是这种暴力一直延续到了苏望生身上。
直到樊惠青年时期的好友田慧生在照顾了多年残疾丈夫后终于获得了财富上的自由后，田慧生出于对好友的支持离开了湛江前往从化，并且用了一些手段终于和樊惠一起合力杀死了苏军并且埋尸在家里。
到这里为止，苏军死亡，余下的故事就与案件无关了。
可是裴适一直都觉得余下这一切比什么都重要。
按照樊惠入住疗养院的时间参考，自从她杀害了苏军以后大约两年或者三年以后她的精神就开始出问题了，她将从前全部压制在身体里的不安全感和愤怒渐渐全部包裹住自己，直到自己再也认不出从前认识的人，直到她以遗忘自己的人生为代价，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
而苏望生这个一开始被裴适和齐龄都视作参与谋害苏军的重要作案嫌疑人，比起她的母亲，她的精神世界仿佛复杂得多。
她的母亲和母亲的好友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为她开辟出一条可以逃生的通到，同时也为她的未来埋下一颗没有设定时间的炸弹。
或许一开始，樊惠和田慧生会认为她们中起码有一个人可以正常看护苏望生成长直到她成年，甚至直到她结婚生子。可是现在看来，这份计划在两三年后遭遇了失败，从那氧化程度并不一样的水泥来看，苏望生承受了她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责任。
她的父亲必然会在她余下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她。
无论生前或是死后，都是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然而这个女孩或许还是因为母亲和另一位女性的牺牲或者了喘息的机会，她终究还是得以过上一段正常的日子，而田慧生给她带去的钱也帮助她继续读完了师范学院。
通常而言，读书毕业后的苏望生应该就是最佳可以重新开始人生的时候，她可以做老师，有稳定的收入，去经营自己的人生。
裴适无法否认连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这是苏望生重启人生的最好机会，她怎么就没有抓住呢。
只是当裴适回过头一想，那只是一次毕业而已，学业上的毕业不代表能有一只画笔将苏望生前十八年的人生通通抹掉，那她的人生自然不可能因为一次毕业就翻天覆地。
在那个年代，没有父母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指导下，刚刚成年的苏望生就这样踏进那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那可是1996年，生机勃勃又风高浪急的社会，一个小浪就足以让苏望生这样毫无根基的女孩被拍倒在浪上了。
苏望生或许就是这样倒在了拍打她的某一个浪上，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家乡，去到湛江。
没有成为老师，而是站在小学对面的小卖部打零工，她像是要重复樊惠的一生了，嫁给一个男人，剩下孩子，将人生又在孩子身上重复一遍。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家庭给苏望生造成的创伤也给予了她天赋，苏望生终究以自己的力量帮助了另一对身处绝境的母女，让她们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辙。
裴适并不相信崔顺天对苏望生的攻击是一次偶然。苏望生必定用了某些方法使得这件事顺利发生。
然而这些与苏军的死亡都并无关系了，再认真研究下去无异是将全部注意力都变成了研究苏望生的人生轨迹。
这并不是裴适应该做的。
警察的职责是寻找真相，维护正义和公道。
但切忌过分沉迷在某一个案件之中久久不可自拔，这样是浪费了公权力，也漠视了其他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公义的需求。
想起来，齐龄和自己的上司已经非常容忍自己在这件案件里过分投入的精力了。
在苏军的案件中，裴适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罪案中的正义不仅仅因为受害者存在。也为那些被案件中的受害人影响的人存在。
对苏望生来说，对樊惠来说，什么才是正义呢？
她们人生中的正义已经缺席许久了，这份正义是苏军和当时的社会欠她们的，迟到的正义并不是正义。
即使裴适再执着也无济于事了。
至于樊惠杀死丈夫的行为，裴适理解成一种私力救济。尽管严谨意义上的私力救济需要你已经穷尽各种方法去阻挠施暴者对你的暴行，当你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及选择时，你才可以用自己的极端手段去阻止施暴者继续施暴的行为。
可是这样的定义一般只存在在字面，现实世界是不可能有完美契合的情况的。
警察手中的公权力是由普通民众让渡了她们自己手中的私力，因为她们相信警察可以代替她们实行正义，可是当警察没有做到，或是现有的法律体制不能实现正义时。
民众将不可避免的拾起武器，守卫普通人心中最朴素的正义观。
裴适的头发不再滴水，她潦草的将头发吹干，换上一套全新的衣服，她已经决定要回去了。
又一个盛夏。
裴适和齐龄踩着台阶一路走上六楼，六楼往上是一条比之前楼道更窄的台阶，走过这条台阶就能通到楼顶。
通往楼顶的铁门没有锁，跨过门槛就能直接到一片宽广的天台，天台用方形的红砖铺成，周围有半人高的混凝土建起围栏，混凝土上爬满了鲜活的苔藓，另一栋楼的楼体就在这个阳台不到两根手臂 的距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