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从背后拍拍我，说，你帮我们几个看一下琴，我们去个厕所就回来。
于是我乖乖地站在那里等，怀里一左一右各抱着一只，脚边还躺着三只。等了很久，看到窗外，她们几个背着包，笑嘻嘻地，手挽手走出了院子。她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大厅都走空了。我气得发抖，踩在椅子上，颤巍巍地将五把大提琴放回了架子。
考试的时候，首席从小房间脸色苍白地走出来，我目不斜视地走进去，演奏表现几乎是报复性地好。
我足足欣赏了两个星期首席的仓皇。其实我知道赢不了她的。结果公布，全场的座次，一个都没有变，大提琴还是挤了八排，第一小提琴还是二十四个人。
团长怎么可能把收过的礼都吐出来？我以为这个道理首席早就能够想通的。
我俩之间的龃龉并没获得太多的关注，因为焦点永远都在第一小提琴身上。
就算对交响乐再无知的观众也知道，小提琴坐第一排最外面那个人，演出结束时是可以站起来和指挥拥抱的，全乐团再无别人有这个殊荣。
而第一小提琴的副首席比首席出色得多，这是被当众验证过的。副首席漂亮地完成solo，首席只会嘿嘿一笑吐舌头。
她们之前都被团长表面的严肃唬住了，此刻劫后余生，高兴地在休息时宣布要请大家吃冰淇淋。我坐在原地喝酸奶，无悲无喜的状态让指挥误以为我还只是年纪小不懂事，但小提琴副首席也坐在原地，她擦眼镜，眼镜布却盖在眼睛上。
这种时候怎么能哭呢，我心想，硬憋也要憋住啊。
大厅乱得像水开锅了。指挥坐在小台子上，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点窝囊的老头。
他突然对我们说，你们俩把那一段，重新拉一遍吧。
我们合奏。他坐着给我们指挥。
结束后，指挥拥抱了一下副首席的姑娘。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那时候已经在学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了。我曾经为了考级，苦练过很多奏鸣曲和协奏曲，技术上都比巴赫要难，但巴赫是第一次让我在练琴的时候想哭。
它是那么美，庄重、平衡、和谐。它不想被我们演奏。
我学了几年的琴，才终于发现音乐在虚荣、攀比、争气和烧钱之外，最单纯的美。
我学琴的动机注定了与它无缘。我爸妈和介绍人想要的是“好气质”和“有退路”，乐团的孩子们追求的是升学和加分，我们向古典乐要未来，向艺术要功名，向美要意义。
美是无意义的。
小学毕业前我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
李老师的另外两位高徒在初中的时候分别考入了两所著名的音乐附中，脱产备考，背井离乡。
两位师兄师姐比我大很多，在民乐团带过我，放假回家时特意找我爸妈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准备好至少十几万，提前去拜考官为师，既是为了突击也是为了“意思意思”，不管你琴拉得多好，这道程序总归是要走的；爸妈要做好两地分居一两年的准备，总要有一个家长去全程陪护……
最重要的是，“千万想好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爸妈愁肠百结。本以为多年学琴已经是下血本了，只为换一条四通八达的路，没想到更大的坑在前面。
小学毕业的夏天，我顺利地考完了十级，得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比赛的全国金奖。
那个夏天，省里也办了一场大提琴比赛，虽然是省级赛事，其实含金量比我之前得到的奖项都高，最重要的是熟人多——省里但凡有头有脸的老师，手里但凡有能拿得出手的学生，都送来参赛了。
李老师让我在巴赫无伴奏组曲的序曲和《节日的天山》中间选一首参赛。我选了《节日的天山》。老师很赞同。
《节日的天山》是国内作曲家创作的，有新疆色彩，结合大提琴的音色，旋律很奔放热烈，有趣又好听，难度高又炫技，双八度、拨弦、轮指、连跳弓、连顿弓……杂耍似的。
但我的理由其实只是，我不想演奏巴赫。
比赛现场我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她的老师来自省内的大提琴世家，远比我的老师吃得开，各种比赛和表演机会手到擒来，任何圈子都需要人脉，乐器也不例外。但这个女孩身上没有任何名师弟子的骄矜之气，刻苦得惊人，甚至到了有些用力过猛的地步；音准、运弓利落，技术极好，极自卑。
我们的老师会面就像两只斗鸡，我们关系却很好。比赛前她偷偷和我说，如果这次她能得第一名，她妈妈就会奖励她肯德基的汉堡。
她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组曲。
她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二名。我觉得很好。
换汉堡比换别的好。巴赫在托马斯教堂排练唱诗班，也是为了混口饭。
我帮我的爸妈做了决定。十级也考完了，到此为止吧，中学生乐团也不去了，择校的事就算了吧，我可不想和首席做校友，反正哪条路都是不归路，普通初中也能好好念书的。
后来断断续续又学了一年琴，李老师也不怎么收我钱。我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上了最后一堂课，也不记得自己哭了没。离开前在歌剧院一楼的收发室窗口注销学员证，老爷爷给小本本盖上作废的钢印，和我说，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不点儿哪。
我走出大门。左手边是友谊路，矗立着儿童医院。我最害怕学琴的时候，走到歌剧院门口都不想停步，恨不得径直冲到儿童医院里面去住院。
那些岁月一转眼就不见了。再一转眼，我拇指和胸口的茧子也褪不见了。
我十几年没有碰过琴。中途只有一次，高一合唱比赛，我和其他人一起带了乐器去给班级伴奏，还没上台，弦就崩了。
它也不想被我碰。
2011年，我终于辞了职，去杭州学画画。
那里有中国美院，周边开满高考美术集训班。我妈妈没说错，真的有很多人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速成绘画，水平甚至足够考大学。
画室里我和一群1994年出生的小孩挤在一起，因为他们喜欢公放音乐，我因此耳熟了“QQ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汪苏泷的全部热门歌曲。晚上睡不着，我就一个人在河边散步看星星，对着手机里的google星图，认认真真定位和学习了所有星座。
后来我止步于球体。老师比我大两三岁左右，曾经骑着小电驴带我去买画具，最后又骑着电驴把我送到高铁站。
“别学了，你不是这块料，”他说，“我也不是骗钱的人。”
他说我没才华。
我三岁开始涂鸦，巅峰水平是十二岁，画的水冰月（自以为）跟原版一模一样，并把这个巅峰水平一直保持到了二十四岁。小时候我的愿望是拥有一间大房子，用途是，在里面装满白白的整齐的画图纸。
我的愿望里从来没有过大提琴。我只想把它劈成柴。
然而却想起六七岁的时候，我在家里拉着《农夫之歌》，高高兴兴地唱着自己填的词。西晒余晖洒在外公身上，他笑眯眯地夸我真有才华。
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他。
2012年的最后几天，我终于去了巴赫博物馆。
天是阴的。东德城市的天总是阴的。老奶奶和我一起走出博物馆，散步到托马斯教堂外面。那里竖立着一个高大的巴赫铜像。
我把相机交给她，她拍下了我和巴赫的合照。
照片里我笑得很开心，非常符合游客的特征，身体靠着铜像底座，还有一只腿是翘着的；六首无伴奏组曲，我只练过第一首，后来的这些年断断续续终于听全了，更是游客中的佼佼者了。
我整个童年都给了它，到最后也只是一个游客。
去年的冬天，编辑和摄影师朋友一起到海边给我拍新书的宣传片。我不善于面对镜头，拍了两天都还是很僵硬，连走路姿势都不对。
后来摄影师说，你不是学过大提琴吗，怎么不带来。
于是我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指板已经微微开裂了，常用把位因为多年的摩擦，黑漆褪去，露出一道一道的底色来。四根琴弦都废了，旋钮都不敢用力拧，生怕它断掉。
就是个道具嘛，我想，当年没劈了它，不错了。
我换好衣服，坐在镜头前。摄影师让我随便演奏点什么，反正现场不收音，没调弦也无所谓的。
他忙着找角度，我编辑忙着玩手机，没人注意到，当我多年后拉响第一声琴音，要咬紧牙关才控制着没有哭出来。
多年不练习，我的手已经僵了，指法却全部都记得，每一个小节，每一次停顿。我竟然都记得。
摄影师赞赏地说，诶，琴真有用，你一下子就自然了。
它当然有用。
它带着我失去的一部分灵魂，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原来我一直都爱它。它是我的负担，我的苦难，我急于甩脱的噩梦；却也给了我骄傲，给了我快乐，给了我窘迫又俗气的童年原本不可能得到的美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