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候，只要我们中有一个人肯多想一想，本来可以避免许多悲剧的发生。
比如，我们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百姓，连枪都没碰过，如果东瀛人真要杀我们，何至于要废那么大的周章？
只是那时候，我们太恐惧东瀛人了，对他们的恐惧，就像是影子一样，只会在极少数时候短暂消失，剩下大多数时候，哪怕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亮，也会被放大无数倍，围绕着我们，形影不离。
所以，连多想一步都不敢。
后来又过了不知道多久，东瀛人都没有再进来过，我们没有火，很难生存下去。
他们原来给我们火，就是为了让我们自相残杀同胞，然后吃火烤熟的人/肉。但没了精神上的极致压迫，牢里的同胞们很快就停止了这种变/态行为。
而这时，先生终于清醒了一些，我把这几天的反常跟他说了以后，先生低声问我：“你能打开牢房吗？”
“我能。”我看都不用看牢房门，反正我们只要出了这个门就是死，所以他们一直都不怎么锁，就松松垮垮地挂在那。
先生说：“背我出去。”
我眼睛猛地瞪大。
这是我最期待听到的答案，但我没有办法不担心他，因为如果东瀛人真的给我们下了套，我背先生出去，先生必死无疑。
而且，就算外面万幸真的没事，之前医生也说过，谢先生的腿绝对不能移动半寸，否则膝盖没长合，两条腿就废了。
先生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担心，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大腿，疼的眉眼轻皱了，可是仔细看他的表情，又像是在享受疼痛。
他哑声道：“这双腿反正是要不了了，如果它能……保住大家的安危，也是最后的作用了。”
牢房里微弱的亮光，轻轻地照在先生孤傲凛然的眉眼上，我用力擦了一把已经掉下来的眼泪，弯腰背起几乎只剩一把骨头的先生。
我们就这样，带领着仅存的七个同胞，轻而易举地走出了牢房，见到了久违的太阳。
先生的腿留了一地的血，脓包在转移的过程中被撞破，他的腿瞬间瘦到硌着我的骨头。
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我们走出来的两个月之前，东瀛人就已经投降了，他们把我们遗忘了。
但是他们没有遗忘平绥的百姓，撤退之前，他们杀了所有人，只有被遗忘的我们，活了下来。
他急需治疗，但是平绥不要说医生，已经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我已经没了家人，哪里都去不了，就跟着谢先生，一起去到申城，先生那时的状态已经很差了，不止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不适合舟车劳顿，前半程还能撑着与我讲话，勉强看报纸，后半途他便高烧说起了胡话。
他让我去催火车快一点，他说来不及了，他指着手腕上我不知道他何时取出来的粉色手串，说让我登报。
我就这样听着他的胡言乱语，抵达申城。
火车站外，停了四五辆黑色汽车，先生上车后还是那几句话，快一点，来不及了，去登报。
我做不到的事情，谢厅/长可以做到。
他真的将镯子登了报，并每日都将报纸拿到先生的病房。
这样持续一个半月后，到了1946年丙戌狗年的除夕。
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时，没等到手串主人回音的先生，于申城不治而亡，享年二十六岁。
秉承先生遗愿，谢厅/长把先生的骨灰带回了燕城，埋于平绥太后陵处。
-
1946年，我回到燕城，便再也没离开，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立业，一转眼几年过去，我娶了妻，妻与我同姓周，名语秋，也生了子，取名周念怀。
孩子一天天肉眼可见地长大，渐渐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好奇。
他会问我，火车站那里，等在那里的疯女子是谁。
我严厉地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叫别人，孩子瘪瘪嘴，去找他妈妈哭诉。他没有经历过无情战火，我与他说不通，便叫妻子多教与他，不允许再讲这样的话。
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在火车站台等待的女人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烈士的遗孀。
许多士/兵都是没有名字的，死了或许连埋都不埋，更不要说给家里通传消息。但烈士一日没消息，她就一日抱着本不存在的希望等在那里，日复一日穿着同样一身碎花洋裙，唯恐爱人回来，认不出她。
大多女人等了三五年就不再等，我不知道她们是自知等不来离开了，还是因为别的。但吾儿口中的疯女人等了最久，到如今，已经整整十年。
没人忍心告诉她，他已经不会再回来了。或许有人说过，但她不信吧。
-
周语秋对车站女人好奇许久，原来较少提及还好，等教育孩子久了，她便实在忍不住。有一日，接孩子放学之前，她绕路去了火车站。
车站女人两鬓斑白，从前远远地看，周语秋一直以为那是位半百老人，今日第一次近看她，五官温柔惊艳，远比她想象中的年轻。只是她的眼神看起来不太好，像是哭久了，蒙了一层阴翳，宛如一朵开到极艳时被残忍摘下来的红玫瑰。
美则美矣，毫无生气。
车站女人察觉到有人在看她，很礼貌地点头笑了笑，便转过脸去。
原来传闻中的疯女人其实不仅不疯，还极为端正，周语秋胆子大了起来，往前走了几步，问道：“你是在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