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喜欢啊？”妈妈的目光扫过来。
“喜欢。”华兰只好这样答道。
“那还不戴上试试？”妈妈催她。
华兰在妈妈殷切的注视里，带上了那条手链。妈妈还让她把一套的项链也拿出来戴上，看着她，满意地说“我女儿就是好看”。
可是当晚饭后，华兰自己注视着镜子，看着自己瘦削的鼻梁、单薄又清瘦的面容，身上是有点洗到发白的校服，而两朵红底四叶草灼灼其华——仿佛两团烈火骤而扑了白骨，金光刺眼地闪。颈上一下变得沉甸甸的，手腕上仿佛有团火在烧。
她自觉像个幼时顽皮偷穿大人衣服的孩子，戴上的本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么别扭。
她烦躁地把项链和手链都扯下来，随手搁在洗漱台上。
她闷头睡到第二天中午，回学校的行李没来得及收拾。她才懵懵懂懂地下床，陈晓静便冷着脸进来，手里是那两条红底四叶草，金光依然闪的刺眼。
华兰大脑一片空白，顿觉事情不妙。
“这样贵重的首饰你就这样扔在那里？”陈晓静质问她，“卫生间里那么潮湿！我今早瞧着盒子还落在外面就知道不对劲呢。”
“你是不是不知道怎样爱惜东西？”陈晓静的声音更尖锐了，“上次摔一个行李箱，这两个首饰一坏就是万把块钱，妈妈赚钱是容易的？给你买的东西迟早都断送在你手上。”
华兰揉揉眼睛，还没缓过劲儿来，便迎上妈妈愤怒的神情。她不知道昨天还温柔地妈妈为什么一下变得那么咄咄逼人，面对两条没有放好的首饰这样神经脆弱。
简直性情大变。
其实从今年新年开始，妈妈就变得很敏感。不知道是不是改善了的工作带给她更大了她更大的压力，她越来越难以包容生活里不完美的地方，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差池便足够让她尖叫。
比如华兰没有放好的手链，比如阳台上老化的防盗窗，比如家里偶尔空空的冰箱。
华兰觉得又有东西闷在心头，比昨晚还要堵得慌。她不敢多看一眼妈妈的眼神，她怕她下一句就要问“是不是妈妈买给你的东西你就不喜欢啊？一定要和妈妈反着来啊？”
华兰反复问自己，是这样吗？
其实，就这两条手链而言，是这样的。
她简短地和妈妈道歉，说下次一定会把东西收好的。她沉默地把两条首饰装好，沉默地打包好回学校的行李，沉默地听着妈妈的喋喋不休，以免再进化成歇斯底里。
那天电话里妈妈的温柔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变得那么不真实和捉摸不透。
没有大吵大闹，没有痛彻心扉，华兰只是突然觉得，回家好累，面对妈妈也好累。
她算是彻底明白了自己和母亲到底还是一对彻头彻尾的中国式母女，怎样都避免不了流为庸俗。
她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歧。
于是她再次在川中扎营——她这回也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凌筱筱说“如果不想回家，周末可以留校”。一考之前，留校周的食堂突然多开了好几个窗口，用以招待越来越多留下来自习的高三学生。食堂黄色的灯会按时点亮，比学生更尽职尽责。
像雨夜漆黑海面上透亮的灯，刺激早起学生还混沌着的大脑。毕竟买完早饭以后，一天的学习也就真正开始了。
渐入十二月之后天气愈加寒冷，六点的天还是昏暗的，从后山高架上盘旋而来的西北风会卷席校园发出“呜呜”的怪声，很吓人。这种声音华兰从19年的1月份刚进川中的冬天就听到过，只出现在冬天，她曾琢磨过其中的物理因素，但直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过。
但这也是她在川中过的最后一个冬天了。
苏展也在这样的留校周出现在学校——他就住学校旁边，可以把学校当自习室。
他坐在旁边，这样寒冷的冬日就添了些许暖意。
清一模之后，语数的课时减少，所有任务规定要在课堂上完成，留下大把的时间冲七选三和英语，基本上每门科目都在三天一考。
每门科目的课代表每天马不停蹄地跑办公室，拿新印出来的卷子和小张答题卡，回班铃一响，不管有的没的就开始考，班级小黑板上赋分和细分表更换地格外频繁。
每个人都在一分一分地紧紧咬着，让华兰有点透不过气。除了化学，她的物理和生物赋分还是有起伏，不见得一定能考出高分。还有两个星期一考，程敏开始每天早上让大家集体起立喊班级口号。
三班氛围这样紧张的大环境下，在比全国决赛的江潼那边却有好消息传来。
一考前的最后一个回家周，他们得知江潼成功拿下了金牌，已经把保送名额攥在了手里。接下来就是参加国家集训队选拔，看看有没有机会打IChO。
大家集体欢呼，用金炫的手机投屏到大屏幕，跟千里之外的江潼视频通话。
“潼哥！你是不是胖了！集训伙食这么好！”面对视频里穿得有点臃肿的江潼，大家纷纷开始嘲笑。
江潼那边似乎信号不好，声音有点杂，断断续续传出来祝大家首考加油的声音。
金炫适时进来，端着一个大蛋糕，说这是江潼请大家吃的“好运蛋糕”。
上面用奶油写了“三班人人420+”。
大家一边纷纷“潼哥客气了”，一边纷纷开始上手切蛋糕，没吃两口，就往身边人脸上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