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参加第一次预试的人足足有几千，整个国子学十余间安排出来的大课室里都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算下来就是几千张卷子，要想每一份都一样也不难，让一个人誊抄就是，可誊抄的完全相同，那又怎么可能？
除非有什么仙法，能将一张卷子变成几百份、几千份、变得一模一样。
他们又怎么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种“仙法”。
祝英台在刚刚折腾出“雕版印刷”时，马文才就看出了这其中的优势，也看出了世家大族们对这种技术一定会发生“抵制”。
这时代知识被垄断，所有的书皆是手抄，有些更是密不外传的孤品，就因为抄写困难极难得到，即便是国子学这样的地方，也很难和很多高门的私人藏书相比。
想想太子萧统要编纂《文选》尚且要亲自登门去向各家借书就知道了，甚至谢举在家族要倾覆之前移入地道之中的甚至都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家中累世收藏的珍贵藏书。
一旦“印刷术”推广开，就是彻底颠覆了书籍难以复制、传播的特点，无论祝英台有多好的名声也会变成所有高门的众矢之的，这和科举不一样，只要知识这个特权还掌握在士族手中，科举不过就是给高门多一道镀金的手段而已。
为了保护祝英台，他让祝英台先隐瞒了“活字印刷”的想法，只将“雕版印刷”示意了出去，又说明了这种技术会先收归内府，用于印制试卷、邸报和各学馆中学子需要的书籍，并不对外传播，才将一场轩然大波压了下去。
他们自然不知道马文才准备在天下稳定后推行各州郡县学，只以为用在国子学和朝廷之中，何况这种雕版制作工艺繁复又麻烦，还需要大量铜板，一页就要一块铜板，也不可能大量制作，倒是没有太多抵触。
可这些试卷带来的震动却是超过所有人想象的。
中国历来不少聪明人，尤其是善于思考的聪明人。
这次考试不拘门第、不分年龄，来参加考试的很多有商人子弟，也有手工业者的后人，还有擅长书法的士人，他们在考试后反复琢磨，就琢磨出来这卷子怕是用一种类似超大型印章的技术“按压”出来的。
马文才想要政权稳定、州郡县学开始推行后再将祝英台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却没料想到这世上能举一反三的人实在太多，这门技术不但没有瞒住，私下甚至还屡有效仿、复制者，甚至连祝英台新糅合出来的字都成了“祝体”，成了日后所有考生的考卷、课本的通用字体，这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经过一干官员半年多的准备，花夭、祝英台等人带着上千人的妥善安排和不停纠错，第一次的武科和文举都举办的十分成功，选拔出了很多人才。
其中武举因为参加者众多，不乏同乡举族来考，选拔出了两百多位可用之才，其中又以小将宇文泰、独孤信、李虎、赵贵、侯莫陈崇、杨忠等人最为显眼，其中又因宇文泰出身武川豪酋之族、附庸者甚众而一举夺得武魁之位。
侯莫陈崇是一员小将，参加比试时才不过十五六岁，曾是贺拔岳的部将，贺拔岳断后时不忍如此年轻的英才跟着自己送死，就将他托付给了自己的兄弟贺拔胜，此次正是贺拔胜举荐的武举名额。
他作为被举荐者，没有经过预试就进入决试，直接和一干年轻力壮的勇士比试骑射、膂力和战阵之术，却丝毫不弱于人，是一员难得的猛将，也是和花夭一般力能举鼎的勇士，要不是年纪太小经验不够，恐怕这武魁还不会被宇文泰拿下。
杨忠则是其中杀出来的一批黑马，他早些时候在元颢帐下当亲侍，大军被尔朱荣冲散时见势不妙离开了元颢本阵，后来害怕自己逃兵的身份被白袍军追究便隐匿了起来，直到马文才重归洛阳，才以“元颢帐下”的身份投效了马文才，并将过去元颢与建康三皇子的勾结和盘托出，作为投效的“诚意”。
马文才鉴于他的身份不愿留他在身边听用，但见这杨忠能识文断字又身材魁梧武艺过人不用又可惜，便给了他一个武举举荐的名额，也直接过了预试，果真武艺不凡，而且有勇有谋，在之后的战阵比试中还战胜了一干颇有经验的低层将领，倒是出乎马文才预料之外。
搞半天，元颢还埋没了一个可用的人才。
至于文举，则如同马文才所料，提拔出的有七成都是高门大族出身，并非他有意偏袒士人，而是大家掌握的资源不一样，确实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不过有很多士族子弟被尔朱荣吓破了胆子，不愿再为官，宁愿投身明经科去当一博士清闲度日，还有些并没有太大的野心，倒并没有让朝堂上出现清一色高门官员的情况。
由于鲜卑汉化已久，这次文举出来的众多举人里鲜卑人、汉人、羯人、氐人皆有，甚至还有几个擅长术算的高车人，但大多还是汉人。
得了明经魁首的是范阳卢氏之子，得了进士魁首的则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叫做杜弼的中年人，祖父曾经任淮南太守，自己之前也曾任过军中的参军和县令，只因出身低微而得不到重用，他的时务策做的极好，对很多时事都能痛陈利弊，而且又有军中和地方的从政从军经验，最后力排众议，得了魁首。
既涌现出了人才、天才、也不乏一些鬼才，其中一名叫做“苏绰”的考生最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