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恩寺这场法会之后，市坊之间的沸腾更加急剧，甚至有那些热血的士子生员，写万言书，跪呈丹凤门前，呼吁公审太后，若证实其弑君等等恶行，理应依律处刑。
新法实施以来，君臣之忠先于父子之孝的理念，其实已经深入人心，更不说韦太后的种种恶行，的确该当千夫所指。
不过尽管舆论汹汹，还不足以凭此处死太后，弑君之罪虽然恶劣，但要想让太后伏法，仅凭元得志及小韦氏等的罪供，还不足够。
公审却是必须的。
且这回，是两案并审。
故而继裴郑之案后，韦海池再度被“请上”朝堂，这回却换成了宣政殿，不仅五品以上官员，但凡任职朝中，以及宗室王公贵族，甚至包括了国子学等生员，都被特例允许听审。
韦海池当然明白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不似上回自认罪行的惺惺作态，这回她矢口否认：“元得志之证供，乃陷谤，至于韦莲池，无非是听信奸徒毁谤，才捏造罪名强加于我。”
这回负责主审者，依然还是薛谦：“姚潜也已供认，公羊余确乃听令于太后，难道太后要否认曾令公羊余提供附肠之毒?”
“什么附肠之毒，老身一无所知。”
公羊余作证道：“姚潜及谢饶平，先后向罪人索要附肠等等剧毒，罪人虽不知竟是为了弑君，不过事后听闻穆宗帝症状，也曾怀疑过是乃罪人提供独门奇毒造成，虽穆宗崩逝多年，验证却也并非没有办法，只不过……需要开棺验尸，穆宗先君若中附肠之毒，此时必定已经造成腹积毒液，遗骨溃烂。”
穆宗当年毒发暴毙，除非经仵作剖腹，否则普通医官无法判断原来是中毒而亡，但穆宗是天子，医官既已断定乃患急腹症不治，又哪有人胆敢提出剖腹验肠?但毒杀便是毒杀，且如此霸道之毒，经过数载，当然会在遗骸上显现出来，然而就算普通人死亡，开棺验尸都会引起物议，更不要说一国之君。
韦海池是否有罪，竟被朝臣们暂且抛在一旁，公审现场，顿时爆发了应不应当开棺验尸的争执。
反对派的主张乃是：开棺对君主极大不敬，打扰先君亡灵，不合礼法。
赞同派的主张却为：事涉弑君大罪，若不加责究，难道就对得住先君亡灵，依合礼法了?
赞同派渐渐占据上风，忽而又闻韦海池冷笑道：“就算穆宗确然是被毒害，也乃元得志、姚潜勾结公羊余行下罪恶，有何凭证证明乃老身指使?”
这自然是没有凭证的，行为极恶罪行，韦海池可没有那么愚蠢会写密诏。
而对于一国太后，谁也不敢提议可用刑讯逼供。
陶葆仪向储君及皇后主张：“微臣认为，虽有众多罪供，但并无实据证实太后确为主使，此案尚且难以定案。”
这话获得了新任大理寺卿等等司法官员的附议与认同。
十一娘并未如同太后那般认为失望透顶，反而对于这些坚持法制的官员给予肯定。
薛谦再问：“那么据徐修能等人犯交待，曾奉太后密诏，陷杀怀恩王及旧部十万义军，太后可有辩辞?”
关于这一件大案，韦海池是真没办法否定了，徐修能交出的密诏上，可盖有她的印鉴。
又当年虽说连穆宗也曾赞同与突厥修和，彻察贺珝谋逆案，可并没有授意徐修能不需鞫问，直接授令姚潜加以屠戮，污陷的罪名，这回只能由韦海池自己承担。
但她悍然道：“当初老身，哪能料到突厥会出尔反尔，为了休战，不得不妥协于突厥，虽执政有误，难道便罪该万死?”
“如此说来，太后承认主谋陷害怀恩王及其旧部?”薛谦追问。
韦海池只能默认。
接下来便是论罪，但并不用群臣参与意见，更不需要征求韦海池的首肯，公审之后，应由皇后与政事堂官员商议决夺。
结果是因为太后享有“议贵”特权，可以免死。
不过，薛谦主张应效中宗时，废嫡母江氏尊位之例。
原来大周传至中宗一朝，也出过一位摄政的江太后，她既无文皇后的睿智，又无韦海池的野心，中宗非她亲出，是乃庶子即位，因即位时年方十三，江太后有三年摄政的时光。
后中宗十六/大婚，江太后便主动退居后宫，却大约习惯了摄政时期的一言九鼎，一时有些不习惯中宗“不听教诲”“自作主张”，数回打算干预朝政，都被当时的中书令崔翃顶撞阻碍，江太后恨崔翃入骨，竟悍然暗杀崔翃。
此案一度也引起朝堂之上，争论不休。
后中宗到底还是将江太后废革尊位，送遣本家，直到江氏病故，才又追封为太妃，入葬妃陵。
韦海池的罪行，可要比江氏恶劣多了，废除尊位遣归本家已经极为宽容。
只江氏当年，因外戚并未行恶，其父尚且保留国公爵位，江氏尚能享受锦衣玉食，怎比得韦太后这时的本家——因姚潜、元得志等等指控，韦元平牵涉弑害穆宗一案，虽说他并无亲手行凶，不过即便是知情不报，也足够处死!
虽此案仍未审结，但韦元平必须逮拿下狱经受鞫问，且家产也被察封。
韦海池被遣归本家，只能住在外城一处庄园，她既被废除太后尊位，自然也不配再享有太后的待遇，十一娘还算宽容，将韦海池仅余那几个心腹，拨了两人照旧侍候，加上任瑶光，韦海池还不至于事事亲力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