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模糊：“我昨天临时有急事出差，抱歉没有来接你出院。”
我说：“没关系。”
我在医院期间他后来还是抽空来看过我一次，只是那时唐乐昌正好在病房里，三个人的气氛说不出的怪异，我干脆不说话，唐乐昌则在旁边专心对着笔记本电脑打游戏，饶是劳家卓如此气度，纵使面上没什么，只怕也不会舒服到那里去。
他只在里面坐了一会，唐乐昌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要送客。
这几天他似乎在外地，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劳家卓已经习惯每天打一个电话给我。
我不知道他在地球哪一端，但每次他都是很恰当的时间，来电时不会太晚，一般都是我在睡前。
有时电话里他的声音很倦。
我半夜还听到他在会议室里微微嘈杂声音，旁边有助理低声说一句英文给他端咖啡，而后背景逐渐安静。
我们的对话也很平淡。
他只我问有没按时吃饭。
叮嘱我早些休息。
又或许劝我不要在沙发边看书时候吸烟。
有一天夜里他有些醉意：“映映，我离婚之后，会不会有机会挽回你？”
我对他说：“劳先生，你醉了。”
他失却一贯的沉着淡然，有些语无伦次的痛楚：“江意映，你是我的，自你六岁始你就是我的。”
他咬牙切齿地说：“纵然你走到天涯海角，也是我劳家卓的人。”
我冷笑一声：“干脆我死了将尸骨赠与你。”
他在那端低低咳嗽一声：“映映……”
我将电话挂了。
他逼得我太紧，闹得不欢而散。
后来的几天劳家卓再没有打给我。
我从一开始就分明，我们这段关系，没有任何一个维系下去的理由。
随时开始，亦可以随时终止。
十二月份到来的时候，明年这座城市要承办大型运动会，政府要全面整顿城市风貌，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正位于一号绿化带的旁边，政府需改建楼顶和窗户，改装空调的防护栏颜色。
工作人员在街区内宣传了几天，物业处发了文件要求户主签字。
我找不到他。
我拨去劳通总部，秘书台说他出差，我回国后从不拨他私人电话。
只好致电苏见。
苏见说他这段时间非常的忙。
我将事情简单和苏见说了。
苏见说：“劳先生明晚上回国，我先问一问他。”
一会苏见拨回给我：“映映，我需带份资料给他，劳先生请你一起来。他后天早上在内地还有工作，他说要在本埠停留，还有一点点时间，他想见一见你。”
我有些迟疑：“方便吗？”
苏见平和地答：“不要紧，他搭乘自己的飞机。”
第二天傍晚抵达机场，我心不在焉地跟着苏见，在推着行李的行色匆匆的行人中走过，我仰着头看着夜航的飞机从巨大的玻璃窗外起起落落，
我们走入候机厅，梁丰年远远走过来。
苏见朝他略微颔首。
梁丰年侧身站在苏见跟前，直接开口：“劳先生取消了上海的会议，他让你把资料给我，边总已经从香港飞去临时替代他出席。”
苏见有些敏感地问：“怎么了？”
梁丰年看了我一眼。
苏见示意无妨。
梁丰年低声和他说：“他说有些累。”
苏见脸上微微变色：“你跟他这么些年，不是不知道他性子，若不是身体真的受不住，他怎会开口说……”
梁丰年只好说：“现时回来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苏见轻言责备：“你们也不注意点。”
梁丰年无奈地说：“这一个礼拜事务浩繁，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时梁丰年手边电话响起，他接起来只听了一句，随即脸色骤变对着那端喊：“拨救护车——”
苏见已经即刻朝着入口飞速地冲了过去。
我拔腿跟着跑过去。
夜色四合中，停机坪地面上隐约闪烁的灯光，跑道上停泊着一架私人商务飞机，机身修长洁白，只在尾翼有一枚劳通菱形的标志。
我跟着苏见飞跑上舷梯。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需要私人飞机——再舒适的头等客舱对他而言都已太困难，因为他身体实在太糟糕。
机舱内灯光柔和明亮，左侧有一张容纳四个人的方型会议办公桌，旁边是一组沙发，后面是一个小餐厅和吧台。
劳家卓坐在办公桌旁，白衬衣套一件西装式银灰马甲，助理正扶着他站起来，他脸色煞白一片，一手撑着桌面身体已经是摇摇欲坠，苏见疾步过去搀扶着他在沙发上半躺下来，然后动手利落地解开他衬衣，一手托着他的头部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
我凑近他身前，他口唇发绀，大汗淋漓，意识似乎已缓缓陷入昏迷。
苏见急道：“映映，给他吸点氧！”
我环视了一圈，看到沙发背后置有简易氧气枕，我迅速动手拔出袋子上连接着的橡皮胶管，撕开一次性鼻导管，打开开关检查氧气通畅度，用棉签醮了些许冷开水润滑，然后托起他的脸庞，将导管小心缓慢地插入他的鼻咽部。
我仔细观察他的反应，并无呛咳和喷嚏现象，这才用胶布将橡皮导管固定在他的上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