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匪”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怕出现任何其他突发事件来打扰，就在“九一八”前七天，江先生即将亲自出马去江西“剿匪”，还不忘在石家庄与宁铮会面，并谆谆嘱咐道：“如果日本人‘挑衅’，一律不准抵抗，还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中央。”
这几天，是宁铮生命当中最痛苦、最漫长的时间：他马不停蹄地接见中外各路记者，发表声明；召开闭门会议，紧急磋商东北问题，广泛听取了国民党高官、政界知名政客、东北高级官员等共二十七人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士均认可“听命中央处理东北事件为上策”的意见。
而被寄予厚望的江先生，则在明知当前形势的情形下，还是坚持在南昌坐镇，亲自监军围剿共军军队，直到三天后国内舆论已达到沸点，他不得不先行处理九一八事件，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南京，成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主管向国联告状和等待斡旋联络之事宜，消极姿态已摆个十足十。
“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五天，宁军情报部门截获江先生发给割据胶东的军阀刘儒席的密电：如果日军借机侵略烟台，不得抵抗；这可真是体贴周到到了家了，幸好此刻的关东军还真没这心思：如果日本人截获了这条情报，会不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宁军独力抵挡兵力强悍的日本关东军，白白送死？在此时的宁铮看来，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不得不承认，日本关东军战力强大到连不可一世的俄国人都发怵，要不然，也不会舍得吐出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大连和旅顺、金州。
“你是要我因为不服从命令，先跟江先生的中央军再来一次‘中原大战’么？你是要把你爷爷留给我们宁家的家底儿都打光么？”
鸿司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发出声来，他抿紧了唇角，头却是不知不觉地低下了。
宁铮也低下了头。
两张七分相似的男性脸庞，偏偏出现了一样的表情，不得不让人感叹于血缘的神奇。
已就任天津警察局局长的二哥宁铖终于找到时机走过来打圆场，“这个事情，真得从长计议。鸿司啊，你三叔和幕僚们已商量过了，觉得这还是小日本关东军惯用的挑衅手段，咱不能上当；再说了，不是还有国联呢么？”
鸿司将信将疑，宁铮紧皱着眉头看着侄儿，屋里一时寂静无声。
“鸿司，松龄倒是曾出过主意，说要不干脆就牺牲掉几个团，打上一打，以堵国人悠悠之口……可真要如此，这可都是吃我们老宁家饭的亲兵啊。父亲和我，从来不克扣军饷，连这种兵血都不喝，你现在让我下令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么？！”
鸿司低头，不发一言，满屋寂静无声。
不过，他们这些身在北平的东三省最高首脑的家人，也没有时间再来思考这么复杂的局势了：陆陆续续地，东北大学的学生已经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向关内集结到了北平——当天夜里，学生们听到了枪炮声，立刻背起书包，拾掇了能拿走的珍贵文献，个别的还把不那么沉重、易碎的实验器材、专业设备背在了身上，拉着车，带着书，一路到了北平。
宁铮马上特地将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这一处院落，拨给奉大师生用于教学和住宿，所以奉大很快就复课了。
随后，还有年纪尚小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三省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及教职人员陆续抵达北平，人数也多达几百人，奉九干脆劝宁铮成立一所中学，接收所有的关外学生。
很快地，东北中学于西单皮库胡同的难民收容所原址成立了，对学生免收一切费用；每月十八日，全体师生都会默哀、敲响警钟、饮黄连水，誓要一雪前耻。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实弹训练，着浅黄色军装，打绑腿；很多抗日义士也经常被请来给学生们做报告，学生们备受鼓舞；直到十年后学校解散，共培养出约一千五百余名学生，大部分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办学校，最需要钱；东三省的银行系统，除了关内的，都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但奉九还是有部分私产可以动用，她毫不迟疑地拿出了剩下的绝大部分资产，用于贴补奉大和东北中学的日常开销，并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项筹备和管理工作中去，再加上她坚持不肯疏于自己在燕大的课程，于是骤然间忙得不可开交。。
令人欣慰的是，奉大除了极少一部分教授怕受牵连，委婉请辞外，绝大多数的教授和讲师们都留了下来，与学校共渡时艰。
奉九还担心着徐庸：坚持留在奉天的徐庸，名义上由于拒绝按照日本人颁布的新课纲上课而在第四天被捕，先是被掳到大和旅馆监禁起来，后又由大连押解到了东京，并被严密看管起来。
徐庸秘密递出纸条，要求徐大学生“速到北平”，于是全体徐大学生开始向关内大撤退。
偶尔有消息传来，说本庄繁本想以利诱之，让徐庸取代宁铮接管东北军政大权，做日本人傀儡，但徐庸怎么可能答应；本庄繁原本打算一杀了之，但考虑到他的名声和大学校长身份，还是暂时作罢。
直到两个月后，才在一位对他一直抱有钦佩和同情的原徐大日籍教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偷偷坐船回到上海，又辗转回到了北平，接着主持流亡中的徐大的日常事务管理，平日里也帮助管理奉大，并于两年后家财散尽时，干脆把徐大彻底并入了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