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营业那天，我们不惜血本，试图营造出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壮观场面。
首先我们请来了很多熟人过来捧场。熟人分为两拨，一拨是跟我熟的，春哥、老九、张郎，后来还看到了陈宫；另一拨是跟大师熟的，基本上都是他的大型医院熟人们。我看到这些人脱下了白色工作服之后一个个大腹便便的原型，忍不住想找把手术刀子给他们放放血。
其次还请来了一个川剧团来表演变脸，我们说好了变一次脸十块钱，一个小时候最多变60次，多变了属于义务变脸，不给加班费的。后来演出的过程中，他们不停地变来变去，就那么少得可怜的几种脸色被他们反复地变，变得观众们都想拿臭鸡蛋扔他们。
最后，我们推出了“开业首日免费试吃”的营销手段，不管你是小老百姓还是商场精英，你来了我们就欢迎，第一次嘛，就算我们请的，不但不收你一分钱，而且吃完了，我们还有小礼物相送。
顾客盈门，热闹非凡。我和大师忙得几乎失了分寸，吆五喝六地差点把自己当成了客人。无法想象，大师那天从早上八点一直“拉”到晚上十二点，那么大一个馆子，那么多食客等着享用免费的面，而且因为是免费，来吃的人特别多，馆里的十几张饭桌座无虚席，馆外的马路上还有饿着肚子排队的人。
假如大师不拉的话，人们就都没得吃。假如大师拉得慢的话，依然会有人排了一天队了还是吃不着面。我则充当了侍应生的角色，端着盘子迎来送往，皮笑肉不笑地招呼着：“你好，请进――”
“下次再来，你慢走――”
“味道还不错吧，以后常来――”
“没吃饱啊，对不住啦，要不再接着排队吃第二轮――”
千等万等，总算等到了关门打烊的一刻，目送最后一个食客拍拍鼓胀的肚子走出馆子，大师先我一步昏厥过去。接着是我，大脑一热，一个恍神，栽倒在地板上。过了很久很久，我们都处在一种极其安静的空间里，耳鸣却像转动的机器一样轰轰作响，不知停歇。
后来大师先我一步睁开眼睛，拍醒我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拼尽余力给自己拉了一碗面。一整天里，他光为别人拉面了，自己粒米未进。我也是如此，招呼了一天别人，却没招呼自己一次。
大师恶狼似地吃完了面，恢复了些力气，接着为我拉了一碗。我是扒在地板上吃完这碗面的，吃完之后抹了抹嘴，然后伸出大拇指用陕西话赞美大师说：“哥呀，啥也不说啦，你就是额滴神啊……”
当夜我们睡下，可都没睡好。
大师和我同一时间失眠，我们并没有互相约好。大师累得几乎虚脱，躺在床上乐此不疲自我安慰，反来复去一句话：“我不容易啊，我太不容易了……”
我全身上下除了嘴巴不疼之外，哪儿都疼。最主要的还是心疼，开张第一天，一分钱没挣吧，反倒搭进去了几百块。如果能换来日后的生意兴隆倒也值得了，可日后的事情又有谁都预见得了呢。但不管如何，我还是对明天充满了希望。
哪个王八蛋说过，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话说得真是太对了。
开业的第二天，我们遭遇了致命的打击，这种打击可以用“门可罗雀”四个字来概括。明显，昨天的那么多人都是冲着“免费试吃”而来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贪小便宜的投机心理。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大师拉的面确实不好吃，他们吃一次就腻了或者知道上当了，那么无可厚非，他们就不会第二次上当吃第二次了。只是我固执地认为，人们是因为第二次要掏腰包才不肯来光顾的。
我们黯然神伤。
我没精打采地招呼着零星的几个食客，大师还在拉面，却像拉屎一样有气无力。白天迅速过去，晚上在家，我们商量对策。我们结合实际分析现状，一致认为，是我们的招牌没有打响。就是所谓的品牌效应。为什么谭鱼头的鱼头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因为谭鱼头有名嘛，我们就是吃了没名的亏。
“我认为，名气很重要。”大师顿然开悟。
“是的，比如拍电影，一线的名星能拿几百万，二三线的名星可能只拿了几千块，还有倒贴给导演睡觉的。”
“我们的店名取得不太好。”大师若有所思。
“是的，不能因为你是四川人就得叫‘“四川拉面馆’，要知道，四川人喜欢的是‘辣’，而不是‘拉’，要不改成‘四川辣面馆’得了。”
“不成，”大师正气凛然地摇头，“我只会做拉面，不会做辣面。”
“笨死了你，”我来指点迷津，“把做好的拉面放些辣子在里面，不就是辣面了吗？”
“欺骗消费者的事情，我们不干。”大师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谋划了一宿，仍然毫无头绪，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把店名改了。而且前后改了很多次。有“安徽拉面馆”（鄙人祖籍安徽）、“北京拉面馆”（大师的手艺就是在北京学的）、“大师拉面馆”（广告语：大师拉面、拉面大师）以及“中国人民拉面馆”（我们都是中国人）、“神马都是浮云拉面馆”（我们就想标新立异），最后定下了“心连心拉面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