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勣在军事上所取得的出色战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一段评述：“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从司马光的话里，可以归结李勣能谋善断过人之处。李勣自17岁参军，到76岁去世，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经历大小战役无数，所在之处，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家才干。在瓦岗寨期间，他为瓦岗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归唐后，又屡从唐太宗征讨，平王世充，灭窦建德，伐刘黑闼，与李靖奇袭东突厥，贞观二十年再破薛延陀，乾封元年平定高丽。为此，唐太宗曾多次称赞他，认为他“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尤其是乾封元年(666)，李勣以73岁高龄挂帅远征高句丽，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降伏了高句丽，为唐朝解除了心腹大患，唐太宗生前未能完成的事情总算得到圆满的解决。
李勣不仅对大唐忠心耿耿，在瓦岗寨时对李密也是忠贞不贰。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徐世勣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征随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勣书，劝之早降”。他对长史郭孝恪说：“此间民众土地，皆为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献于唐皇帝，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我以此为耻辱。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上启魏公（李密），让他自己献去。”李勣派郭孝恪到了长安。李渊闻听徐世勣派使者来京，却不见奏表，感到非常奇怪，召郭孝恪询问。郭孝恪把李勣的原话说了一遍，言奏表已送到李密手中，由李密转呈。李渊称叹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忠臣也！”
李勣一生善始善终，在武将中实属难得。一个军人如果只知晓战场上敌我争锋的道理，而对政治的微妙性不了解，或居功至伟，或目中无人，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后世的郭子仪正是在这方面的楷模。贞观一朝的武将中李靖和李勣二人也是上得战场、下得官场的厉害人物。李靖侍唐太宗，凭借良好的个人关系，得以功成名就。李勣跨越三朝，他的一生则更加丰富多彩。
在他看来，皇家的事情是他们的“家事”，无需询问“外人”。这样，一方面可以巧妙地避开陷入皇权争斗的漩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前夕，“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问勣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结果呢？反对者褚遂良等人或贬或死，而李勣却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后的信任。
李勣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皇帝意图的深刻领会上。贞观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临终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贬他出任叠州都督。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李勣一生为大唐立下战功无数，荣耀倍至。但李勣时时告诫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因此，唐高宗即位后，召回李勣，并授任他为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而此时，“李勣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勣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是一位懂得知足的人。他身居高位，但从不贪恋，多次要求辞官，要求降级。在古今名将中，可谓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死神面前，他并不贪求富贵，并不企求长生不老。总章二年(669)，已经位居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重位的李勣，在他病重的时候，除“上（指唐高宗）及太子所赐药，勣则饵之”外，“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复就医工求活！’‘”他常说：“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在他看来，像他这样一位“田夫”，能出将入相，位列三公，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面对死亡，他显得坦然、平静。
纵观李勣一生，的确如此——他那充满传奇的成功人生，无疑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君臣的一段理想“婚姻”
魏征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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