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汪精卫（2）
汪精卫和侵略者东条英机
1936年2月，汪精卫赴欧“治病”。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扣。汪精卫在海外闻讯，认为这是自己再度上台的大好时机，遂急忙自欧洲回国，企图取蒋而代之。然当他于1937年1月14日到达上海时，国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经获释，并开始转向联共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作为战时统帅，权力进一步增长。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然而汪精卫的亲信的政治地位却纷纷下降。此时，汪精卫不但攫取国民党大权的希望落空，而且其昔日革命斗士的威信也因推行投降外交而一落千丈。抗战初期，汪精卫身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高位，面对汹涌澎拜的怒潮，不能不唱几句合乎潮流、鼓舞人心的“抗战高调”，但实际上自抗战一开始，就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对抗战结局不抱信心，力主与日妥协谋和。汪精卫以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为其妥协谋和活动作掩饰，“巧妙”地散布“亡国论”的低调。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汪精卫更是对抗战悲观失望，并渐萌降敌叛国之心，授意周佛海、高宗武等在上海、香港等地寻找途径与日本秘密接洽。11月24日，汪精卫电告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全盘接受日方条件，达成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并商定了汪精卫出走降日的安排。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次日，又从昆明转赴越南河内。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宣言，鼓吹中日满合作，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近卫宣言”为重庆方面所拒绝，却博得身在河内之汪精卫的响应。29日，汪精卫发表致国民党总裁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艳电，为日本侵略者辩护，劝说蒋介石停止抗日，对日妥协以“谋求和平”。1939年3月3日，重庆方面派人携款至河内劝其赴欧游历，未果。随后，军统派人潜至河内刺汪，又未果，误杀了曾仲鸣。4月25日，汪精卫在越南海防登轮北上，于5月6日抵达上 ＃督等毡荆傥杭槁艄簟? 汪精卫抵达上海以后，旋赴日本“访问”，商谈组织卖国傀儡政府问题。8月，汪精卫在上海主持召开全部由投敌国民党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汪记“国民党党纲”，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年12月，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将中国国家利益出卖给日本。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遥尊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以示其正统地位。此外还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兼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时局策进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总揽沦陷区党政军大权。汪伪政权一面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改编国民党军降兵降将，组织各路伪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虎作伥，一面对沦陷区人民大力搜刮，以从经济上支持日本侵略军的“大东亚圣战”。1941年3月，汪精卫亲自出马担任所谓“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以确保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统治秩序的“建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叛国投敌，有一套“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即从“和平建国”到“东亚联盟”，到“东亚解放”再到“黄色人种革命”。他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口号，大售其奸。1944年汪精卫垂死之际，口授《最后的心情》一文，以革命元老自居，谓其“自毁人格”、“出此险局危策(指当汉奸)，为的是延国脉于一线”，声称其离渝外逃，乃不得已之举：“蒋（介石）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为自己叛国投敌辩护，理由何等堂而皇之。 从1943年起，汪精卫以前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开始导致后遗症发作。1944年3月汪精卫不得不赴日治疗。同年11月10日，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医院，结束了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可耻生涯。11月12日，汪精卫的尸体被运回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在演出一场“安葬大典”的丑剧后，将其埋葬于南京梅花山。其妻陈璧君手书“魂兮归来”四字置于汪精卫上衣口袋，企求汪精卫汉奸阴魂不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迁回南京。1946年1月蒋介石还都前夕，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某部炸毁了汪精卫的坟墓。 （彭玉龙）
第九部分王稼祥（1）
1943年8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首次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文章的作者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王稼祥(wɑnɡ jiɑxiɑnɡ，1906—1974)，原名嘉祥，别名稼穑。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的小商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先后在南陵县乐育学校和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上学。这是教会学校，注重英语教学，中学时代的王稼祥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学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月，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考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1930年3月，王稼祥返抵上海，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并担任《实话报》、《红旗报》主编。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开始形成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王稼祥卷入左倾错误之中。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向往江西中央苏区的斗争，主动请求赴苏区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收到苏区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报告，特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中共中央还任命王稼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3月，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王稼祥执行中共中央的某些决定和指示，犯过左倾错误。如在处理富田事变时造成的肃反扩大化。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富农路线”等，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也是有责任有过错的。王稼祥重视调查研究，因而在工作中减少或避免了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提出过不少正确的意见和主张。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王稼祥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11月25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14日，驻扎在江西宁都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获得成功，王稼祥是精心的指导者之一。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支持者强行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排斥了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王稼祥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指挥作战，在会上处于极少数地位。会后，王稼祥协助周恩来、朱德抵制苏区中央局确定的左倾军事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2月，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机轰炸，腹部受重伤。1934年1月，王稼祥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月，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王稼祥带伤长征，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毛泽东主张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进军，得到王稼祥等的支持。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上，王稼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毛泽东做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教训的系统发言之后，王稼祥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周恩来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成立的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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