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不招。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是连稻草也要抓。偶然听说湖 南衡阳人聂云台，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资本家，我们就以湖南大同乡 的名义给聂云台写信，说我们是来上海考大学的学生，费用花尽， 生活无着，请他收留我们在他的纱厂里做工。可是信发出去之后， 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永兴著名的留学生黄璧的名字。黄璧 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现在上海兵工厂炮弹部任主任。我 以黄楚珍的化名给他写了一封信，冒称我是程潜所部的下级军官， 在江西被缴械后漂流上海，因找不到职业，想到南洋去谋生，请他 给予帮助。几天之后，接到黄璧的回信，约我到厂里同他面谈。真 是喜出望外，我立即赶到上海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同他见 了面。刚坐下没谈上几句，就有人进来找黄璧。黄璧出去了一会儿 回来对我说，他有要事，不能继续同我谈话，委托他的一个亲戚、同 事同我谈。说完他就走了。不大功夫，黄璧委托同我谈话的那个人 就来了。这个人一进屋，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此人叫邓丰立，是湖 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我有个姑夫是北鸦山村人，我这 个姑夫去世时我曾去北鸦山吊丧，见到过邓丰立。我在史先生处读 私塾时，邓丰立因与史先生有亲戚关系曾来过私塾，我也见到过 他。湘南暴动失败后，这个邓丰立在北鸦山杀了很多参加暴动的农 民和共产党员。幸而我这几年变化较大，邓丰立已认不出我了。他 与我寒暄过后，首先问我过去的情况，如何当的兵。我竭力保持镇 静，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与他胡扯了一气。他突然问我：“下青村黄 清正的侄子黄时暄（我读私塾时用过的名字）你认识吗？”我沉住气 淡淡地回答道：“过去在家时认识的。”邓又问道：“黄时暄现在在什 么地方你知道吗？”我说：“我离家出来当兵很久了，从没有与他联 系过，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邓恶狠狠地说道：“黄时暄是个杀人 放火的共产党。”我佯作惊讶道：“啊？他那样的人还会当共产党，
真出人意料。”邓接着说：“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 通缉他。我要是找见他，决不能轻饶了他！”我又感叹道：“他那样的 人也会搞暴动，可真看不出来。”接着我把话题一转，问了问邓一家 人的情况。最后我问邓，黄璧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邓说今天不一 定能回来了。我就势说道：“黄璧先生今天不回来，那么我改日再来 拜访，今天我就告辞了。”说完我站起身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把我 送到工厂大门口才回去。我手心里一直捏了一把汗，离了兵工厂， 才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后我再也不敢去找黄璧了。 我有个朋友叫曹勤余，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和我同在北 伐军一个团里当营指导员。听说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我就设法找 到他家。当时曹勤余已不在家，我见到曹的哥哥，要到曹勤余的通 信处，并说好利用曹家作为我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我与曹勤余通过 信之后，才了解到他于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又参加了第三党，现在 福建漳州的一个部队里工作。他知道我目前处境困难，就劝我到漳 州他所在的部队做事，条件是我必须改变信仰。我回信告诉他，我 的信仰决不会改变。打这以后他就不给我写信了。到了阴历年前， 我去了他家一趟，想看看有无我的信件，恰巧他探亲回家，我同他 见了面。我劝他继续干革命，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沉默了一 阵子，才向我表示他不愿再干共产党了，但保证不会出卖我，他的 家可继续做我的通信地址使用。但我已不再想与他联系了，从此就 断绝了来往。 我久困上海，受着找不到组织和经济来源断绝的煎熬，整天神 经极度紧张，饥寒交迫，人眼看着就变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 在我苦于无路可走之时，偶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凌兆尧的名字。 凌兆尧是我在北伐军唐生智部当团指导员时的团长，彼此间的关 系相当不错。现在凌兆尧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师第一五八旅当 旅长，驻防唐山。所部归桂系白崇禧指挥。见到这个消息使我兴奋
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关系可能给我经济上的资助。于是，我立即给 凌兆尧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在上海的困境。凌兆尧很快就给我回 了信，并寄来二十块钱。这对我说来，不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绝处 逢生，使我得以渡过最困难的关头。 天下事贵在坚持，最困难的时候也往往是出现转机的时候。 1929年1月间，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找到我和李卜成，告诉我 们说他已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了。我们一听，高兴得几乎要蹦起 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曾希圣的哥哥曾 钟圣已由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曾希圣找见他哥哥 后，就与党中央联系上了。曾希圣还告诉我们说，袁策夷（即袁仲 贤）和徐德二人也在上海。我一听更加高兴：袁策夷是黄埔军校第 一期的学生，北伐时曾任前敌政治部宣传队总队长，他当时就认识 我，彼此都知道是共产党员。徐德与我更熟，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 的学员，后来同在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曾在一起参加过多次党的 会议。 我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接组织关系，并 请袁策夷、徐德两人作我们的证明人。报告由曾希圣通过他哥哥转 交党中央。党中央很快承认了我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我 们，还给我们每个人三十块钱，接济生活。我们终于又找到了党，回 到了组织里面，身心都有了归宿了。时值隆冬天气，我和李卜成身 上还只穿两件单衣。我们这才上街买了棉衣，并付清了房租。 过了阴历年，我们在法租界租了一间亭子间，集中精力阅读党 中央派人送来的党的六大会议文件。当时徐德在中央军委工作，也 住在法租界，我们常常在一起交谈互相所了解的各方面情况。我从 党的六大文件中，才第一次见到“大革命失败”的提法。组织上还不 断给我们送来大批学习资料，其中包括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各种 革命刊物等。有许多是我过去没有接触到的，如列宁的《两个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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