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闯，手头的钱也不多，不便在此地久留，决定赶往南京。 我们买好去南京的船票，在去码头上船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过 去和我在唐生智部共过事的小军官，名字已忘记了。他告诉我说， 唐部失败后，他转到桂系军队工作，现驻武汉，并邀我到他那里去 玩。我怕引出麻烦，没有去找他，当即同李卜成一起乘船到南京。到 南京一上岸，我们就在下关一个比较偏僻的巷子，找到一家旧式旅 馆住下。巧得很，我们在这里与曾希圣不期而遇。曾希圣是我在衡 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他比我们早来几 天，也住在这家旅馆里。相见之下，我们都非常高兴，互相畅谈了别 后的情形。从交谈中，我才知道曾希圣到南京来也是为了寻找党的 关系，但至今没有找到。 我离开永兴时，因家里穷，又受到挨户团的搜抢，临走时没有 弄到一点钱，从李卜成家里筹借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今后的 生活，我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 京，以便求得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我们打听到有个名叫曹日 晖的永兴同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现在是国民党军队中团 一级的军官，在南京有公馆。我和李卜成在衡阳读书时曾与曹同 学，彼此关系不错。李卜成主张去找曹日晖，一方面想向曹了解些 情况，另一方面想向曹求帮点钱。我表示赞同。 一天晚上，我同李卜成到了南京城内曹日晖的公馆，李进到宅 内，我留在外边观察动静，以便发生不测时好有个照应。李卜成进 去没有几分钟，就出来了，匆忙拉着我离开曹宅，转回下关旅馆。进 到房间以后，李卜成才告诉我去见曹日晖的情形。曹日晖一见到李 卜成，十分惊愕，张口便说：“你真好胆大！竟敢到南京来！这里同 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 告发枪毙了。幸好今天我这里没有别的同乡在，算你幸运，否则，真 是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不要在南京呆了。”李卜成见曹日晖这种
神情，也不便向他打问什么情况，就干脆要求他接济点路费，好离 开南京。曹日晖不肯在自己身上拔毛，就介绍李卜成去找另一个同 乡刘乙光。说刘乙光现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工作，人靠得住，可以帮 助我们。 我们按照曹日晖介绍的地址，找到了刘乙光。刘乙光是黄埔军 校第四期的学生，原来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我们与他早就 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是我鼓动他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从黄埔军校 毕业后，他到北伐军中作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时，他逃离原来的 部队，来到武汉，我曾在汉口的马路上碰到过他。那时他说他是从 江西逃来武汉，并说江西方面的形势很紧张，难以存身。我告诉他 武汉的形势也不妙，革命左派人士已纷纷离武汉去江西，我劝他还 是回江西去。刘说身上已无盘缠、无法上路了。我把自己身上所有 的钱都给了他，他答应立即回江西。此后便再无联系，不知他怎么 到的中央军校做事。这次我们同刘乙光一见面，刘也感到愕然。我 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一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二是请他帮助解决 去上海的路费。刘先对我们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后，说我们不能在 南京久留，如果碰到坏同乡，就会出危险。但刘也不愿意为我们出 这笔路费，他说过几天他要到上海公干，可以把我们一起带到上 海。我们考虑随刘乙光去上海，比较安全些，就答应了。 两天以后的夜里，我们同刘乙光乘火车去上海。一路上既不用 买车票，也没有受到盘查，很顺利地到达上海。刘乙光把我们送出 车站，就与我们告别而去。临别前刘对我们说，在上海找下固定住 所后，就给他写信，他每月给我们寄几块钱的生活费。 上海是当时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 上组织关系。但由于白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是在极为秘密的 状况下进行的，我们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心里没有把握。考 虑到我们身边的钱很少，不敢住旅馆，就采取白天逛大街、晚上在
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的办法，以节省开支。这样过了几天，没有 遇见一个熟悉的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我们感到这样没有固定住 所，到处游荡也不是个办法，就设法找了一间出租的房屋，价钱很 便宜，房东是个家庭妇女，丈夫不在家，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但没住 几天，房东的丈夫回家来，看到我们既无行李，又无家具，也不像考 大学的学生，就起了疑心，不准我们在那里住了，我们只好另找地 方栖身。这次我们在闸北一个茶馆的后楼上租下一间小房子，老板 是个警察兼流氓，他不怕我们不交房租，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因 为没有行李，我们就在街上买了一块苇席，铺在地板上睡觉；又买 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烧饭吃。 这时已是1928年的10月下旬了。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来大 上海，人生地疏，每天除了上街东碰西撞想遇见熟识的同志外，就 是钻书店看书。起初我们进书店，店员以为我们是来买书的顾客， 热情地招呼我们。后来见我们光翻书不买书，就怀疑我们是偷书的 扒手，店员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进行严密地监视。以后我们 去的次数多了，他明白了我们是来揩油白看书的，便不大管我们 了，由我们自己随便翻阅。 就这样，我们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时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 生活越来越拮据，心里更加焦急。开始，刘乙光还给我们寄来几块 钱的生活费，后来他也失业了，又另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 永兴同乡厉良圭，是个黄埔军校学生，在复旦大学任军训教官。我 们到复旦找厉良圭求助，他给了我们三块钱后，就再不理会我们 了。别的关系又找不到，房东又天天催逼房租，真是到了山穷水尽 的地步了。这期间，我们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但 依然是走投无路。 我们决定先去找个职业以谋生，再慢慢寻找组织关系。但几乎 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女工尚可考虑，男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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