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 应地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毛泽 东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大规模“围剿” 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 “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有史以来对敌作战中最大 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 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阶级 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 的作用。但是，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 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 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 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 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因此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 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 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 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 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 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 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 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 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 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 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 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 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
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 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穿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是， 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 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 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 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 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 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 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 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 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 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 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 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 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 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 “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 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 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 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 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 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 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 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 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 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1931年1月，第四师政治委员石恒中患病住进后方医院，上 级调我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我利用第一次反 “围剿”胜利后休整部队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 练队，抽调二十多名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 教练学员如何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杨勇、曹 祥仁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之后，便 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 员。训练队办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我调离第四师而停办。石恒中 同志病愈归队后，我奉命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时第 三师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肃反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 在这次肃反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 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 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 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 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 项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 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 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 我离开第四师驻地东韶，独自牵着一匹马，驮着简单的行李和 随身用具，径直来到乐安县城以南几十华里外的第三师驻地招携 镇。第三师师长彭遨，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生，有文化，工作能 力很强，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我到第三师任职的 时候，部队正在乐安县打土豪、扩军、筹款，并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 工作。 第三师在招携镇驻了两个来月时间，即奉命开到兴国、宁都之 间的龙冈、古龙冈一带打“土围子”，方面军总前委和红三军团司令 部都驻在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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