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敌侧击，以掩护我军主力和中 央、军委纵队通过湘江。不久，张宗逊师长率第四师赶到界首，我们 就按照林彪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并很快接敌，与桂 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异常激烈，我们部队 受到很大损失。战斗中，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 即前去接任该团团长。不久，杜中美也牺牲。 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但 我们这个师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我对师长张宗逊说，我师 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张宗逊说没有接到命 令，不能撤。我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将会被 敌人吃掉的。当时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对张 宗逊说，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 这样，才勉强着张宗逊把部队撤走，使第四师得以避免被歼灭的危 险。 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 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境 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 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 我军过了界首之后，沿山地继续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 队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我军抢先占据隘口，桂军此次侧 击未能得手。接着我军又在龙胜（今资源）县境之两河口，与桂军激 战两天。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 山头上，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撤离。我再次强勉他指挥 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其 余部队随后跟进。 两河口战斗之后，我军翻越了几座高山，摆脱了桂敌，进入苗
族聚居地区。我爬上一座小木楼，倒头便睡着了。待到半夜，突然 火起，我住的小木楼被烧着了。我惊醒后，已被大火包围，楼内浓烟 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索着下了楼，但眼镜放 在楼上的桌子上面，被大火烧毁了。 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 紧张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 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 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 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 我军离开广西后，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继而进入贵州黎平。这 时，中央红军主力已折损过半。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 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 东先同王稼祥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 题，得到了王稼祥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 位中央领导人。这样，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 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 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并为后来的遵义会议 奠定了基础。由于临时中央支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冒险 和蛮干，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并 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耗。中央红军今后如何行动，这是当时最紧 迫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首先提出要考虑解决军事路线和军 事指挥问题。 我们第四师在黎平未作停留，于1934年12月底进至瓮安县， 并在瓮安县进入1935年。过元旦时，我曾千方百计地想搞一点好 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稍许改善一下伙食。结果连一点豆腐也 没能搞得到，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年过元旦时的窘迫景状，
使我后来许多年都不能忘记。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决定北 渡乌江。红一、红三军团等主力红军在瓮安会合后，即着手北渡乌 江的准备。红一军团在右，红三军团在左，齐头向乌江边进发。红 一军团路近，首先抢渡乌江天险。待红三军团渡江时，就顺利通过。 红一军团突破乌江后，直扑遵义，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城 和桐梓。红三军团则进至遵义以南以及川黔交界地区，一边休整部 队，一边开展打土豪、扩军等项工作。当时大家都盼着能早日进入 四川，因为感到贵州太贫穷，部队在这里难以立足和发展。 193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 间，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圆满地解决了军 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通过 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在 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决定立即恢复过去红军作 战的基本原则，保持红军的高度机动性，以便粉碎敌人的新围攻， 创建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的新胜利。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 局常委。遵义会议以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 行了分工，以张闻天为总书记，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 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和红军的作战行 动。我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是会后听的传达。我对在最危急的关头 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 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长期以来紧 缩的心情开始松弛了下来。可是，我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 谈政治路线问题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 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直到后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分离， 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我才认识到。遵义会议上，毛 泽东把问题处理得非常得体，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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