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注意从政治上爱护，平时发现干部思想上的不良倾向苗头，要及 时进行教育、批评、帮助，不要平时不关心，或者平时看到干部有什 么问题当面不说，记在心里，到时候一齐算总帐。在谈到审查干部 和锄奸问题时，我强调要区别对待，信证据不轻信口供，宁可错放， 不可错杀，注意纠正违反政策、刑逼口供的现象等。后来，华中局把 我的这个报告作为“华中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据”，发表在《真理》 1942年第8期上。 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即由饶漱石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 不顾全大局，硬是把陈毅从华中排挤走。陈毅走后，饶漱石还召开 华中局扩大会议，大谈陈毅如何如何。我曾对这种作法提出不同意 见。我说，不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 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都很不利。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2年6月，在苏北开展了整风运 动。我们正确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 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和风细雨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干部 提高政治觉悟。通过整风，团结教育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大家的革 命积极性，党政军民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局面。 1943年4、5月间，华中局和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 运动。会议期间，我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 了，以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之类的事，要接受中央苏区 打“AB团”的教训。但由于“抢救”运动是中央在康生的主持下布 置下来的，华中局和军部不能不执行。 从华中局开完会回来之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久久安稳不下 来。想起我们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有过许多 沉痛的教训。眼下大敌当前，开展“抢救”运动，搞不好会给革命事 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按我当时的想法，“抢救”运动不应该搞。但 是上级有布置，又不能不执行。为了稳妥起见，我先抽调一批干部
办训练班，同时在第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失足者”。我亲自到第 七旅去实地考察，掌握动向。第七旅被“抢救”的几个人，开始在软 逼的情况下就有点表现不正常，后来被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气 了，简直不着边际。我一见这种情况，就知道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 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我让第七旅立即停止搞“抢救”，把被“抢 救”的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这时，我的心里反而踏实下来， 事实证明了搞“抢救”运动这种做法行不通。我的心里有了底，决心 也下定。我从第七旅返回师部（区党委）机关，立即通知苏北各地委 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 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在整风运动当中，只搞 正面教育，提倡主动反省，不准逼供、诱供。这样，苏北各区和第三 师部队在整风中，就没有搞“抢救”运动。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考验，证明广大干部确实是好的，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过了一个时期，华中局召开会议。 会议期间，我同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住在一起。我俩是老相 识，每次一见面都是无所不谈。可是这次我却发现曾希圣情绪有些 不正常，沉闷不乐，很少讲话。我估计他心里可能是有点什么事情， 就问他。开始他不肯说，后来，我一再问他，他才说，他的爱人可能 是个特务。我问他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他说，人证、供词都有，不 相信有什么办法？我问是什么人供出来的？他说是在第二师政治 部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供出的。原来那个女干部与曾希圣的爱人是 在上海的同学，当时她们都很年轻，在“抢救”运动中，那个女干部 不仅供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她的同学。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大 靠得住，就通过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把第二师政治部那个女干 部找来，我单独同她谈话，了解详细情况。 开始，我问那个女干部，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她滔滔不绝 地讲了一通，绘声绘色；我又问她都搞了哪些特务活动？她照样又
是讲了一大套，神乎其神，我一听就觉得不可信。最后我问她，讲的 这些是不是真话？她说是千真万确。我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 她的疑虑，对她说，要向组织讲实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 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这时，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说 她以前讲的那些话全是编造的假话。我问她为什么要讲那些假话？ 她说，起初搞“抢救”时，她讲的是真话，但人家不相信，对她进行 “抢救”，大会小会斗争、逼供，被整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 气，问什么就交待什么，还得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样一来，反而受到 表扬、欢迎和优待。于是，她就索性胡编乱供起来。 我把谈话的情况告诉了谭震林，对他说，这种“抢救”法真是害 死人呀！我问谭，第二师搞出来多少特务？谭说每个团都是数以百 计。我说：“哎呀！你一个团里有那么多特务，部队驻地离敌人那么 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乱了套，都跑光了？”谭说，一个人也 没跑。我说：“老兄，你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你那么整人家，人家 一个都不跑，哪有这样的特务？”随后，我又向饶漱石谈了我的意 见，饶也觉得这样搞法有点问题。我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 别平反，饶漱石表示同意。 我开完会回到师部不久，接到华中局电报，让立即将第三师政 治部保卫部长杨帆逮捕，押送华中局，并说明是延安有人供出杨是 特务，需要逮捕审查。我因情况未经证实，觉得不便贸然执行逮捕， 就告诉杨帆说华中局让他去开会，并派部队护送他前往。杨帆一到 华中局驻地，就被关押起来。后来查清他确是受了冤枉，饶漱石在 释放他时，向他道了歉。解放以后，杨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饶 漱石、潘汉年出了问题以后，杨帆再次被捕入狱，一直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他与潘汉年才得到平反。康生在中央主持搞的“抢 救运动”，真不知害了多少好同志。幸而毛泽东虽支持搞“抢救”，但 他吸取了打“AB团”的教训，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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