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 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典，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愉快！可 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最欢悦的时刻。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眼四望，到处是欢乐的人群，红旗的海 洋，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我感慨系之。现 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的压 迫，获得了解放，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这一胜利成果的取得，所 付出的代价真是无法估算！有多少革命先烈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 命！而我能够参加今天的开国盛典，真是何幸如之，何快如之！千 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的烈士们若地下有知，亦 当含笑九泉了。
16 调任湖南 中央于1949年夏初决定让我去湖南任省委书记。准备先我南 下的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金明和高文华等先到天津集中，我们 一起考虑并讨论了湖南工作的大政方针。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党执政后，工作重心要转移 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我认为 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因为有下列情况必须 考虑： 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百分之九十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 很少。 第二、我方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 大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 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湘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从来没有被肃清 过的匪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合流勾结。我们急需进行 清匪、反霸斗争，必须依靠农民支持。 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 需要花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起不来，清匪、支
前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繁重的。所以我认为进入湖南后，开始 一个阶段还应把领导重心放在农村。我在东北时，就发现一些干部 有留恋城市倾向，不愿到农村做艰苦工作，省委必须明确方针，才 好统一干部认识、思想，以利工作。 会不会因此而放松了城市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我认 为不会。因为省委、省府、省的各个领导机关都设在长沙，下面地、 县领导机关都设在地、县的中心城市。党既成为执政党，城市就必 然是贯彻方针政策、行使政府权威的中心。省委提倡重视农村工 作，必然形成一种城乡并举、互相促进的局面。不致偏废。 这时，我见到中南局书记林彪，他问起我对新区工作的意见， 我就把我的上述意见说了。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 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直接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 言权。他到湖南后，就以中南局的名义发指示给中南各省。其中说 到：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这一下，我如释重负。省委和省里工作干部的思想都容易统一 了，工作起来也会比较顺利。后来在1962年，邓子恢同志还为此受 了批评。到文化革命中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这件事又被 提到，邓子恢又再次受批评。因为邓子恢当时是中南局副书记，分 工管地方工作；所以就要他承担责任。其实，这个观点如有错，首先 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意见没有错，邓子恢同志没有 错。我们当时老干部少，又不熟悉情况。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 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尚且免不了有 很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1949年10月1日，我在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后，1949年10 月中旬动身前去长沙。 那时，大军纷纷过境。刘邓大军从江西过来；两个兵团，一个由
陈赓、谢富治率领去广东，路过湖南；一个由陈锡联、宋任穷、杨勇、 苏振华等率领经湖南入四川、贵州。湖南省委发动沿途群众，欢迎 大军，组织支前。当时，林彪在衡阳指挥作战，我曾陪程潜去看过 他。衡、宝庆（邵阳）战役打垮了桂系，林彪将率大军入广西。 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对两广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 迅速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再回头歼灭之。四野遵照中央指示精 神，不沿铁路线进攻，部队从湘西插下去，绕过桂林、南宁，直插友 谊关封口。友谊关原名镇南关，解放后改名睦南关，后又改为友谊 关。 二野刘、邓大军在广东的部队，一步不停地占领了雷州半岛， 封锁敌军退占海南岛的道路。这一路的敌军，全部被陈赓的部队吃 掉了。陈赓部又是一步不停地从广西、越南边界插到云南的河口， 使敌在云南的军队也不能越境逃往越南。 两路大军封锁了广西、云南的国境线和广东的海上通路，实现 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敌大包围，切断其退路的计划。这样，我军 很快地歼灭了全部敌人。零散逃向国境外的残军为数极少。 这时杨勇率军进入贵州，陈锡联率军进入重庆。贺龙亲自率领 我十八兵团，经宝鸡进入四川成都。我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毛 主席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实际上，简直是“大”勇追穷寇，其势 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 这一时期内长沙和平解放，干部群众都正在忙于支前。我在 “辽沈战役”时期，曾作过这方面的工作，对此比较有经验了。湖南 支前的工作比那时条件好得多，因为形势已大大不同了；军队又都 是过境的，本地打仗不多。但由于湖南是新解放区，过境军队数量 又大；我们动员各地群众，接待各路大军，组织各种运输工具，运送 粮食军需，组织补给工作，任务仍是极其繁忙紧张。 我在湖南工作了三年左右。在三年中，除支前外，我们主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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