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在建国初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在各方面派了大批顾问、 专家。我国早期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早期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从 设计到施工，从提供技术、设备，到指导施工及试生产，都得到他们 国家和专家的助力。在建军方面，苏联派了总顾问和一批专业顾 问，提供了他们的经验和各种资料给我们借鉴。 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们很懂得不学习科学 的、先进的经验，就不可能实现“军队现代化”。 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考虑，并不一律照 搬。我们不会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决不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 验、好传统。对苏联的经验我们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或修 改后再采用。我们的方针是：以我为主、学习先进。 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针。我们党已经30岁了，在政治 和军事斗争方面可说已很有经验了。学习人家，而丢掉了自己，如 何能自立于世界？如何能在学习中有发展和创造，而赶超先进？ 我们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中央军委于1953年9月，正 式确定我军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司令员 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 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有的还需报上级党委请示。军队的政 治工作，保证我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我 们军队的性质。政治工作是不可以削弱的。我军的上、下级关系， 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 苦斗争中创造、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并不断地充 实提高。 到1956年，军委工作已稍稍就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 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有了安排，已不像开始那 样忙乱了。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我负责日 常工作，并授权我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
军委处理。 1956年底，军委责成我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 编、裁军的报告。彭德怀在这次会上提出交班、退休问题，要求大家 做思想准备。我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我军干部平均还不 算老，高干年龄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 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及 时、及早提醒颇为必要。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毛主席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 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随之，“总路线”、“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接着又 出现了“人民公社”，被总称为三面红旗。举国上下，热气腾腾。 主席在地方上的讲话，传到了军队。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 军仍有教条主义。到这时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首先在军事院 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问题。毛主席认为军队落后于形 势，落后于地方。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开幕发言中说：会 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彭并检查了自己 思想落后于实际。我在小型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号召：“把火线 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说：苏联那一套大 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 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所以要严肃批判 “教条主义”，维护军队的优良传统，否则老干部死后，可能会像匈 牙利那样出问题。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 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 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
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 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 不上日程。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 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 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 庐山会议的先兆。 这次会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 军委决定让我继任总长，我也只以为是要我填补一时的空缺。 1959年春，彭德怀出国访问东欧，我仍照常工作，一直到中央 通知我到庐山开会时，我还带了两个一般工作问题，准备到会上去 解决，真是“当局者迷”。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和我就都罢官、离职、长期离开军队了。 1952－1959这七年间，我除开头几个月完全在总后工作外， 就一直在总参和军委工作，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以这个时期为最密 切。以前我虽多年是他的老部下，但从未这样日常共过事。经过这 一段相处，相互了解深了，彼此都信得过。有一次，彭德怀曾口头答 应了某个领导同志的要求，问题正式提出时，我觉得不妥，给否定 了。和彭讲清了道理，彭同意支持我的意见。不满意的人就说我是 “秘书长专政”。这话颇有刺激性，但彭并不在意，他说：我服从道 理，谁更有理就听谁的。彭逐渐让我负较多责任，出去时让我代他 管理日常工作，曾引起某种猜疑，以为我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 我们都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之间，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 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一直到庐山会议，我们因观点相 同，同受冤枉，同被惩处，这才成了患难之交。据说彭德怀临死时， 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梦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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