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人员态度大大改变。厕所、洗澡间都开放给我们使用，暖气也 好了一些，但我们当时却不知道原因。我因患感冒，咳得很厉害，发 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 大变。 1972年1月，我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的消息。陈毅和 朱老总当年曾带动我们在湘南起义，起义失败、上井冈山改编后， 陈毅是直接领导我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 时，他又是直接领导我的军长。多年的老上级、老战友辞世，论公 谊、论私交，我心中的难过是无可形容的。但我连去追悼他的资格 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 在“文革”期间去世，但详情一无所知。刘主席、贺元帅是我尊重的 上级领导，陶铸和我还是谈得来的朋友。他们莫名其故地死去，令 我悲伤不已。 1972年2月，我病稍好，出院回监。那时，我们同被监护的一 批人已又迁移到政治干校。我出院后也搬了过去，陪我同去的连长 态度较好。到干校后，管理制度未变，生活却有所改善。这里有一 个天井，被监护的人可以分别时间到那里散步。住房有20平方米 左右，有点余地可以走动。此外，这里是楼房，设有卫生间，厕所和 洗澡设备齐全，日子好过多了。彭总、谭政就住在我隔壁，还不时听 见李井泉向管理人员发脾气的声音。班禅后来告诉我，他住得也离 我不远。其他同监者多半不在这里，听说彭真已和我们分开，万里 则已经出狱，解除监护了。这是个好消息。 这以后不久就准许家属探视。一年可以见两次，特殊情况还可 以提出申请，经批准见面。探视办法是：由专案组把时间通知家属， 届时先把我送到部队驻地，在会议室等候。然后由他们用车把家属 接来。大家围着一个长桌坐下，门口另设一套小桌椅，有监护人员 坐在那里旁听。我记得第一次是我老伴带着我两个女儿和小儿子
来的，但也记不太清楚了。大女儿已经结了婚，1973年生了一个小 外孙女，有一次还带了小家伙来。小孩刚出生不久，包在小被里，就 放在那长桌上睡觉。我们除谈谈家庭生活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 济情况，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每天看报特别留心这个方 面，而且还认真地辨别真伪。可惜家里人对此知识甚少，而且接触 面也小，了解情况不多。 一般探视时间约两小时。会见结束后由专案组先送家属回去， 然后我再回监护所。尽管有些话不便畅谈，但这已是隔离监护后的 优待。我从谈话中得知：1970年我老伴唐棣华所在的干校盛传我 已死亡，她无意中得知此事，半信半疑，乃写信给周总理，说我长女 要结婚，想从山西取一点我的东西。总理批示将信转给我，并说东 西可以给家属，令我写信给山西。这样我才在隔绝两年后得到家属 的消息，而家属也得知我并未死亡。到此时能见面探视，我心里自 是更为安定。 只是还得写检讨，实在没得写，也得东拉西扯地敷衍一下。好 在专案组如今似乎也是在应付差使，对我这种作法并不苛求。审讯 者曾逼我揭发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问题，我都实实在在 地说真心话，不作违心之言。他们知道我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少奇的 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我揭发他。我说：我和刘少奇因工作中意 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刘 有叛党的行为，不能瞎说。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更 算不得个事；别的我都不知道。杨尚昆在三军团当政委，是我的上 级领导。我这人意见多，愿找他反映我的想法。他一贯尊重党中央、 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林彪叛国后，他们也要我揭发、表 态。我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 仗，也能听取和采纳他认为正确的建议。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 己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到了1973－1974年间，对我们的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 了。1974年我又因病住院，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但因两人 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屏后坐一值 班军人进行监管，想来彭总亦必如此。彭总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 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 巨痛，把被头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 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再 见的希望成为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 1974－1975年，周总理病了，病情逐渐加重。“四人帮”制造混 乱，总理不得不一一处理善后，忧心忡忡，到处奔忙，心力交瘁。“四 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可以取而代之，没想到毛主席 选择了邓小平来接替总理，特别提出：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 想强”九个字的评语，在干部中进行传达。除“四人帮”及其死党外， 听传达者无不欢欣鼓舞。 1975年1月，我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尿道完全堵塞，疼得满 地打滚。专案组急送我到301医院，不知何故医院这次竟不肯收。 我只得写信给家属，家属又赶紧写信给小平同志，小平马上批示下 来，我才得以住进301医院治疗。住院一个时期后，病情逐渐好转。 唐棣华又给小平同志写报告，请求准许我解除监护；如果不行，也 望能保外就医。 到这年夏天，专案组王组长来和我商量，说他们写了一个材 料，我签字后，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 因我仍有不同意见，反复争论，拖了很久。后来我的老伴极力 劝我，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 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我勉强同意签了字。 王组长如释重负，看来专案组也早就想丢掉我这个包袱了。他宣 布：中央决定给我解除监护，仍让我回山西任副省长。我出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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