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又该到哪里去？左思右想，总也拿不定主意。我急切地盼望这 时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但总不见来人与我联系。我决定自己去找 上级党请示。于是，我找了一个借口，请了几天假，到武汉去设法找 党。 那时武汉形势正处于剧变之中，我虽不了解内幕，但已感觉到 空气异常紧张，变化莫测。在武汉我找到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曹壮 父，问他我现在该怎么办？曹问了我和团长凌兆尧相处的情况后， 认为我一时还不会有危险，就嘱咐我仍回凌团，他答应随后派人和 我联系，最迟不会超过三个月。这样，我从武汉又回到孝感团部。这 时我接到一封家信，得知永兴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黄庭芳已被反动 派杀害。我和黄庭芳在学生时代就非常要好，又一起找党，一起入 党。得知他的死讯，使我非常难过。而各处不断传来共产党员被杀 害的消息，更使我痛心不已，此时，我才真正认识到革命并非一帆 风顺，将来曲折可能会更多。从前头脑中认为革命军打到哪里，革 命就会在哪里取得胜利的幼稚想法，一扫而空。此时，我对唐生智 部带兵军官及其旧军队完全失望，认为靠他们取得革命胜利是根 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不安心在旧军队中工作了。我自7月在武汉 与曹壮父见过一面之后，一直盼望上级党派人来取联系。但三个月 过去了，我望眼欲穿，始终杳无音讯。我担心日子久了，会失掉党组 织关系，也感到在唐生智部不可久留。于是，我决定离开此地，再去 武汉找党。我把要走的决定告诉了团长凌兆尧时，凌对我加以挽 留，说我继续留在他那里工作，安全会有保障。但我决心已定，坚辞 不干，遂向军政治部请长假。当时军政治部主任已换成国民党派来 的皮作琼，皮立即准了我的假。我即离开，直奔武汉。 10月的武汉，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报纸上天天登 载杀人的消息和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找党的关系已非常困难。当 时第三十六军第二师第四团在汉口大智门车站附近设有留守处。
我在留守处住下之后，就天天到街上去转悠，希望能够碰到熟识的 党员同志，打听党组织的下落。因我身着唐生智部队的军装，还不 致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一天，我转到江汉关附近的马路上，突然碰 见一个熟人。此人名叫何家兴，四川人，是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共 产党的，后来他又到莫斯科学习过。我一见到何家兴，不禁心中大 喜，一把将他拉住，悄悄告诉他说，我是专为找党组织而来武汉的， 问他是否知道党组织现在何处。何家兴见到我后，先是一言不发， 待到我说明来意后，他往周围看了看；见无人注意我们，便从身上 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纸，匆忙写了一个地址，递到我手里之 后，他就扭头走开了。我一看他写的地址是武昌某地，我便按照这 个地址赶到武昌。何家兴后来到了上海，成了叛徒，被我党中央特 科派陈赓将其处死。但他当时写给我的地址是真实的。我在武昌 长江边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接头地点，接头的人正好是与我 相识的曾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过的刘镇一、朱国中 夫妇。我当即与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刘镇一问明了我的住处后， 即告我先回住地等候，过几天组织上会派人找我联系。我回到汉口 没有几天，党组织就派人来联系，并交给我一封组织介绍信，介绍 我到长沙去找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参加湖南地方党的工作。于 是，我即离开汉口，奔赴长沙。后来听别人告诉我说，我离开武汉没 多久，刘镇一、朱国中夫妇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我到了长沙后，先在永兴旅省同乡会的公寓里住下，然后就到 湖南省委接头处接组织关系。当时党组织活动已转入地下，我来到 接头地点，与省委接上组织关系后，我又回到原住处等候分配工 作。过了几天，省委派了一位同志给我送来一封组织介绍信，介绍 我到衡阳找湘南特委。于是，我又赶往衡阳。湘南特委的接头处设 在一爿小商店里，我按照预先约定的接头办法前去接头，不料他们 见我穿一身国民党军装，便产生了怀疑，不肯与我接头。我先后去
过几次，与他们搭话，他们都不理睬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先回家乡 去，永兴的熟人多，或许能够找到当地的党组织，然后再设法与上 级党取得联系。这样，我就回到了永兴，开始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地 下革命活动。 回顾大革命失败前后这段历史，深感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思 想幼稚，在许多问题上都带有盲目性，更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和革命运动的曲折性。因而，我对大革命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 唐生智等相继叛变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曾对陈独秀颇为 迷信，以为此人很有本事，在党内很有威望。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 陈独秀所推行的右倾投降路线，正是大革命失败得如此惨痛的原 因之一。当然，我并不认为陈独秀是存心出卖党，但他那右倾的理 论和错误的指导思想，确使我们党深受其害。他又固执己见，坚持 错误立场，听不得逆耳的正确意见，这就必然使他的错误犯得愈加 严重，对全党的危害就愈大。而我自己当时好像蒙在鼓里一样，在 武汉国民党公开叛变，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还不知道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已经失败了。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和贺龙、叶 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部队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撤销 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 务。但“八七”会议在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的错误观点影响 之下，否认革命处在低潮，错误的认为，革命的重新高涨，不但在最 近时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这就使党内的“左”倾情绪 迅速滋长，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奠定了基础。根据“八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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