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七年（1938），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历不够。
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1938），于“力行社”暨“复兴社”蜕化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1938），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
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间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哪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不过，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
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1934），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1949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地说都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安徽全椒县他的故乡，早在与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死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中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他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1981年5月底，活在台湾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勋，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澍，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我。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
以上七个人，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性的好故事。
“国际大间谍”范行
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谕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
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这时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份，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真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
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
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问，就很亲切地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势那一套。
客厅里布置得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上去多少带点东洋味。
这位郑士松先生，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征都找不出来。一双大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府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扮，虽不至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
我们一交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了。他比我年长十六岁，我不过才初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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