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松先生，真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所学经历，有保定军官、日本士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真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
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来请他协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后，如何发电报这件事。那个时候，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无论是“特务处”或“第二处”，都没有专用的电讯设备，外勤单位和南京通电报，必须借重中央党部调查科代发。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样。因为天津方面和他们有联络，所以请郑士松先生搭个桥。
在通常情况下，外勤单位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次，反而是上级要我们平津两单位密切联系的。这也是我要办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来意后，这两件事很容易得到结论而顺利解决。郑士松先生很诚恳地请我到外面去吃饭，我不好推辞，终于去了。因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顿饭吃下来，根本尝不出什么滋味，只担心千万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饭后，郑士松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车送我回客栈。这是我们首次接触，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颇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甚至于近乎溺爱。
我和杨英、戚南谱二同志聚齐后，就照我们一路上商量定的，立即迈开我们的第一步--找个落脚的、安身的、办事的，也是创业的好地方。
不出一两天，寻遍四城也难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莫过于能适合我们的条件：租金非常便宜，只要先付后住，连押金都不要；这所房子，位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虽只有两间半，好在独门独院，关上大门，谁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搞什么鬼。
出乎意外的，房东装好了电话，不打算迁走，只需把电话押金还给他，就可以供我们使用了。
天下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所房子没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脏。
杨英和我都不讲迷信，管他什么黄道黑道，先搬进去再说。戚南谱愿意担任外勤，他另在外面自行安顿。
我们都没有掩护职业，自作聪明地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木头牌子，满以为可以充一充作个幌子，万一有人查问起来，也能应对得出，殊不料到后来竟惹上了大麻烦。
派出所的警察也来查过户口，你怎么说，他就在户口簿上怎么填，很容易对付。如果他走进屋子里看看的话，恐怕不露马脚也会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实在值得多说几句。
多少年来，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阁子”，为什么叫“阁子”，没有请教过高明，不敢胡说。不过，我看见过的“阁子”，多半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上猪肝色的油漆，里面摆上两张小桌子，户口簿拴上绳子一排一排地挂在墙上，警察先生们凳子上一坐，不分严冬酷暑，就这样办起公来。
要讲为民服务，北平的派出所称得上全国第一，找名问姓去“阁子”，打架斗殴上“阁子”，出生死亡报“阁子”，婆媳不和、妯娌们拌嘴也麻烦“阁子”，只要你自己解决不了的，无一不可找“阁子”。就是他管不着，也会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回答你，绝不会颐指气使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因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对管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个八九。如果一定找个弱点，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识。
我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后，除报告上级备查外，同时也知会了天津的郑士松，以便取得相互间的联系。
我们开始学习着使用由南京带来的密电本，并发出第一通电报。杨英权充译电员，我自己兼任“交通”，把这份电稿送到东城苏州胡同，交给了“张旆”张先生。“张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电台。拜托他们代发电报的时间，非常短暂，到了二十二年（1933）初，上级就派遣电讯专才程俊同志来到北平，建立了我们自己专用的电台。
在我们积极展开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经费短缺，再加上毫无工作经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
到了二十二年（1933）二月间，稍微加强了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地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人事方面，加入内动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我们对内称为“运用人员”）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张伯武是天津郑士松（即王天木。编者注）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张伯武所援引的。他们二人原来都是青年党，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侯子川慢慢地坦白了，张伯武却始终不肯承认。张、侯所供给的都是地方性的情报，运用价值有限，间或也有些关于东北军的动态数据，亦无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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