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结束后，赫尔利给斯退丁纽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元帅感到满意并答应给予帮助。他说鉴于总的形势，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完全的支持，以便立即采取行动使中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并说他完全承认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总之，斯大林毫无保留地赞同在会谈中提出的美国的对华政策。
然而，哈里曼却认为赫尔利上了斯大林表面真诚的当。他认为斯大林“最终不会同蒋介石合作，一旦俄国转入远东作战，他就会出于利用的目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乔治?凯南也是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他十分熟悉俄国人的作法。他也不同意赫尔利的那封信，他还说，在他看来，当俄国染指满洲、蒙古和中国北部以后，它不会真正因此而感到满足。
可悲的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一心想帮助苏联，却忽略了斯大林用言辞使大家满意的手法和他那可疑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从而使我们错误地相信苏联会支持和同意我们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
在最近三天中，杜鲁门感到总统这副担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星期日在海德公园参加罗斯福的葬礼回来后，他着手准备第二天下午在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稿。临睡前，他祈祷上帝保佑他能应付局势，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第二天四月十六日一清早，他读了哈里曼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驳斥了“斯大林关于波兰委员会会议的一些说法”，要求“我们要反复声明不能同意为华沙政权恢复名誉”。
艾登和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上午也来了，三个人着手就波兰问题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最后拟就的电文措词客气，但坚持主张不顾波兰政府的反对邀请米科莱契克和在伦敦的另外两个波兰人出席会议。杜鲁门通过无线电把电报发给了哈里曼，叫他立即亲自去交给斯大林。
艾登对他第一次同杜鲁门的会晤“很满意”，他致电丘吉尔说：
这次会晤给我的印象是，新总统是诚实而友好的，他明白自己所承担的新职责，但他并未感到自己应付不了。他对阁下的评价充满了热情。我认为他会成为我们的忠实的合作者……
十三时二分，杜鲁门走进众议院大厅，所有的人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欢呼。他抬头骄傲地看了看主席台，发现了杜鲁门夫人和玛格丽特。
“议长先生……”他开始演讲。
“等一等，哈里”雷伯恩低声说：“让我哈你作作介绍。”
杜鲁门总统开始对全国发表第一次演说。他保证继续奉行罗斯福制定的战争与和平的政策，要求全美国大力支持他。他重申一定要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定要惩罚战犯。
“美国的战争战略已经确定，这种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已故最高司令……”
“我希望全世界都要知道，这一方针应该是并将一定是无可变更的和不受约束的！”
他还清楚地指出，罗斯福制定的外交政策不会被抛弃。“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来说，最主要的是各国要继续合作，各国应该集中必须的力量挫败轴心国统治世界的阴谋。”
很显然，这个出身中产阶级、表现得既骄傲又谦虚的身材矮小而精力充沛的人，由于个人的和政治上的联系，仍是忠于罗斯福制定的所有政策的。例如，他虽然想对俄国表现得更强硬一些，但这对他来说却很难做到。美国人民毫无保留地拥护罗斯福的友好政策。总统最后给斯大林、丘吉尔和哈里曼的几封电报似乎充分证实了美国人民的这种态度。他曾要丘吉尔尽可能地把苏联问题大事化小，因为类似“纵横字谜”行动所导致的局势似乎“每天都在出现，而在大多数情况，都可以解决”。他还曾嘱咐哈里曼要“把伯尔尼（阿斯科纳）的误会看成是次要的事”，并对斯大林说：“这样的次要的误会今后再也不会发生”。
但这些电报并不能证明罗斯福日益增长的要坚决支持丘吉尔反对斯大林的决心。他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决心只是在给英国首相的一封电报的结尾部分表明过，他当时曾这样写道：“但是，我们将是强硬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政策才是好政策。”然而，对于一个新总统来说，遵循这条行动路线就太棘手了。
就象他以前的几任总统一样，杜鲁门并不了解作为一个政府首脑必须面对的那些可怕的问题。例如，只是当罗斯福去雅尔塔后有人才向他透露白宫里有一个秘密的地图室，而他到现在还没有去看一看。因此，这位新的政府首脑对处理如此繁重的事务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只有靠自己敏锐的思想和顽强的意志才能防止在今后犯严重的错误。
四月十七日上午，杜鲁门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出席的记者异乎寻常地多（大约350名）。电台和报刊杂志社的记者都试图挤进他的办公室，但许多人仍不得不呆在走廊里。他用一种惯常的生硬而又和蔼的态度，或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或根本不予理睬。
一个记者问他是否想会晤诸如斯大林和丘吉尔这些盟国首脑。
“我十分高兴会晤他们，包括蒋介石元帅在内，”他回答说，“如果戴高乐将军想见我，那我也很高兴。我希望会晤所有的盟国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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