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我嘛！」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忆录》的教训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三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你「又」错了哎
张将军也告诉我一桩关于他信教的故事：
被关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他最早的兴趣是佛教，并看了些佛经，自觉颇有心得。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蒋夫人来看他，发现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就说：「汉卿哪，你又错了哎。」「为什么我﹃又﹄错了哎？」张公笑着说，「她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过别人的当，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当！她说她要领导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这项导引是做对了。」首先是赵四小姐被感化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渐渐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诚恳地说，他的整个生命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离婚，再和「现在太太」结婚。
他又说，他夫人现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极力反对写什么回忆录，这样那样的，但是张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写回忆录，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
张少帅这一席话，说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但是工程浩大，绝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可以干得了的。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睡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虽然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在张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二人才出门。
不愿伤害蒋夫人
与张别后，刘绍唐又约我晚餐，为此事讨论了很久，绍唐劝我写下去。但是经验和年龄都告诉我，我只能「开个头」。其后我就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老童生，实在是个很大的包袱。所幸兴致尚好，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大陆，我就接受了好几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鸡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这时我也曾到张家请益，并把我的底稿送请他过目以便修正。当我车抵张府时，那个在张家门外巡逻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开门让我进去。这大概因为我岳丈的汽车上，有一张「总统府通行证」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学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张府门外被警卫驱逐的故事来。还是苏秦说得好：人生富贵岂可忽略哉！无车无马，怎能私闯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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