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及人权问题并未就此而止,1996年中德两国差点为此闹出矛盾,甚至走得更远。金克尔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批评了中国的人权政策,中国人理所当然地作出反应。一位著名的记者说过:“大国就像明星,他们刚刚成名时总会引起别人的吵吵嚷嚷”。西方人对中国就是如此,他们不仅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还在人权等问题上指手划脚。但科尔应当排除在这些人之外。
德国《商报》说,金克尔原定于7月11日访问北京,但波恩在为这次访问作准备期间,察觉到北京不愿意接待他。《商报》以:“德国驻北京大使馆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借口钱其琛外长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没有显出对金克尔的访问特别有兴趣”。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金克尔访问北京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德国人与中国人的理解也许是不同的,德国政府认为:与达赖的接触以及对中国人权的讨论是合情合理的。它不是对中国的干涉和背叛。但中国人已剪断了与达赖的纽带。中国人正以敏锐警惕的眼睛注视着所有地方,看“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西藏问题上是否得到了遵守,看谁向达赖伸出了手。北京想让德国政府取消定于6月14日在波恩举行的西藏问题会议,并制止德国下院就一项根据国际法对西藏的地位提出异议的议案进行表决。金克尔必须在平衡经济及现实政治利益和批评中国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德国对外政策最有争议、最困难的课题之一。
金克尔没有设法阻止这次会议的召开,但同时也不支持,他拒绝了瑙曼基金会为周末召开的这次会议要求资助29万马克的申请。在波恩的西藏问题会议如期举行。会议呼吁北京领导,就和平解决西藏冲突问题进行紧急谈判。会议公然提出,“首先是必须结束西藏人民的苦难和对西藏文化的破坏。”代表支持团体和西藏流亡分子的250名与会者在17日会议结束时,就一项批评中国的行动纲领达成了一致,这个纲领将在全世界付诸实施。会议参加者不顾中国国情,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他们说,要反对汉人大规模地移居西藏以及按照汉人的生育政策强迫西藏妇女堕胎和绝育。
达赖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开幕式上虚伪地说:“在中国采取了新的镇压措施以后,我的立场依然不变:我继续主张不使用暴力,并相信可以通过谈判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德国《世界报》竟将这位终身从事分裂中国的人吹捧为“和平和无暴力的辩护士”。
《世界报》毫不掩饰它的反华论调:“反差恐怕不能再大了:在西藏的饭店、商店、寺庙和私人住宅,中国的打手在辱骂声中将达赖喇嘛的画像从墙上扯下,而这被北京当作政治敌人加以侮辱的人,星期六在德国联邦议院原议会大厅提供了一幅和气和温和的图像。尽管在人的交往中达赖喇嘛求实认真,但仍显出爽朗的魅力,他以自己的行为说明了奥托.拉奴斯多夫对他的评价:‘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受人喜爱、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项决议“是对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践踏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还明确表示,金克尔按原定时间率领贸易代表团于7月11日至14日访问中国气氛“显然不合适”。同时,中国关闭了德国瑙曼基金会驻京办事处,拒绝德国议员7月初去西藏考察人权问题。
西藏会议使德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地震。德国《商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对中国的政策使联合政府陷入混乱》,副标题为《西藏会议——总理生气——金克尔否认有下台意图》。
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以及执政党联盟内部,都出现了混乱和矛盾。西藏会议出现的一些伴随现象已经破坏了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宁静,联邦总理对整个做法感到很生气。受到会议邀请的一些政府官员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发展援助部长卡尔.迪特卡.施普兰格尔。在野党显然在幸灾乐祸。绿党和联盟90议会党团发言人费舍尔说:“联邦政府在交易与义道之间走钢丝,现在终于摔下来了。”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冈特.费贝霍伊根表示,中国政府对联邦议院关于西藏决议的反应是“粗暴的和不能接受的”。他同时攻击德国政府对华“安抚政策”失败,而对事态的发展联邦总理科尔也是有责任的。
德中关系成为当时除了教皇访问、欧洲足球锦标赛(德国队以2:1战胜克罗地亚队进入半决赛)之外最重要的新闻。德国中央和地方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攻击德国政府对华政策顺从中国意愿——“做交易可以,谈人权不行”,认为这是德国政府自食其果,“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德关系”已经成为德国棘手的外交问题。
执政联盟内部显然出现了分歧,主要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一些头面人物,积极参与了西藏会议。会议在波恩原议会大厅举行是得到议会主席聚斯穆特(基民盟)同意的。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都在这次反华决议上签了字。在自由民主党党内,金克尔也受到批评,一些人说,金克尔辞职“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金克尔说:“那全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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