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学领域，魏格纳提出了大陆漂移说，古登堡发现出地球深处存在于地核与地幔之间的“古登堡界面”。
在数学王国，在其它自然科学领域里，德国科学家都做出了惊世骇俗的贡献。
与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这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并不失色，它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音乐方面新成就仍然可圈可点，尤其是诞生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近代教育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后，至此已日臻完善，十分发达，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高等教育也十分发达，职业教育更具德国特色。
◆妙手回春
然而，世纪之初的世界大战却以德、奥、土、保四国组成的同盟国战败而告终。但可以肯定，这决不是德国科技文化的失败。我们只要看看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迅速崛起，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战结束后，德国仅用十年的时间就恢复并超过了战前的繁荣，政治上重新迈入世界大国的行列。科技文化教育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继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之后，又出现了维尔纳.海森贝格，他对量子说的贡献使他成为量子场论的先驱。除此之外，一颗颗耀眼的科学之星不断升起。从化学生物学到地学天文学，从哲学历史学到戏剧电影文学，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国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二战结束后，西德经济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从1951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到1960年，又只用十几年功夫再一次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强国，并把这个座次保持近十年之久，再次创造经济史上的奇迹。
德国视为“进步的中枢神经”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也得到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再次跻身世界前列。此外，德国的文学、艺术、出版、博物馆也十分繁荣。据统计，德国每年出版近8万种图书，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居世界第三位，人均占有率则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遍布全国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博物馆，使德国公民接受德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德国一再创造经济和科技奇迹，尤其是两次迅速从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崛起，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德国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人民的科技文化素养很高。这种素养成为生产力极为重要的因素。战争尽管摧毁了工厂、矿山和城市，但这种生产力中潜在的因素元气未伤，只要有雨露和阳光，在废墟上也能立即长成一片绿荫，创造出人间奇迹。这也是今天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所能找到的最为满意的答案。德国政府也曾承认，第二次经济奇迹产生的钥匙，乃是对高科技的创新与发明。进入90年代，两德统一着实让埋头苦干的德国人忙了一阵子，但谁能否认这是他们新一轮飞跃前的准备呢？
二、中德文化首次碰撞
中德两个民族，一个雄踞西方，一个屹立东方，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其间道路漫漫，关山阻隔，但由于互相倾慕和欣赏，也由于文化本身融合与交往的秉性，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几百年来不绝如缕，今天终于汇成浩浩潮流。
◆福音
早在1303年，传教士布.阿尔诺德作为第一个德国人，由科隆来到今天的北京传教，开始两个民族文化交往的先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完成他伟大的中国之旅后，写了部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首次向欧洲展示了中国的富裕和高度文明，引起整个欧洲的羡慕和向往。从16世纪起，大批欧洲人到中国来掏金，德国人福格开设的一个商行也夹在其中。
16至17世纪，许多德国人来华进行贸易活动，民间的经济往来趋于频繁，一些德国传教士为了向东方传播上帝的福音，也陆续来到了中国。17世纪中时，德国科隆人Johan Ada Mschal VonBell是在华耶稣会中声名最盛的传教士。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味十足的中国名字“汤若望”，还学中国人取字“道味”。他于1622年和法国传教士金民阁来华，先后服务于明清两朝，负责编修历法，颇受当朝青睐。尤其在清顺治时因工作出色，倍受重用，乃至加官进爵，位列公卿，顺治皇帝甚至尊其为“可敬之父”。
汤若望学识渊博，精通西方天文历法，一时成为中国修历的的学术带头人，他所主持编修的“进宪历”由于采用了当时西方新的天文学和数学成果，比中国旧历法更为准确。汤若望既得当朝宠幸，又身居北京耶稣会会长要职；基督教盛极一时，当时刊刻的《几何原本》、《勾股义》、《测量异同》等有关西方学术著作，也得以顺利发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始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野。尽管他们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其局限性，在主要领域的天文、数学方面，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并不是西方科学的最新成果，但仍有许多新的技术知识，科学著作通过编译在中国的土地上流传，有如一股新风，使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知识来源，从而能够在明末清初改革陈旧的传统历法，在清初展开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开始不同于古代传统科学技术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新时期。
作为国际潮流，在中国从16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三百年间，有过两次西学东渐的运动。第一次是明末清初，从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等人来华开始到清乾隆22年（1757年）实行闭关政策为止，持续大约二百年；第二次是中国近代时期的西学输入，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到90年代，主要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知识分子和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在“中体西用”的前提下，引入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以图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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