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的西方文化大体有三类：一是宗教文化，如天主教义等；二是科学技术，如天文、地理、数学、理化、医学等；三是人文科学，如哲学、政治、语言、音乐等。
对西方文化，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士人有三种不同态度：
一是排斥与恐怖。他们诚恐传教士“用夷变夏”，如扬光光等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也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二是全盘吸收。他们对西方的自然与人文科学加以全盘吸收，而且加入教派，如徐光启，李元藻等。
三是分析批判吸取，如方以智。方以智在《物理小品》中多处引用了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吸收其天文、地理、人体解剖和生理卫生知识，但他扬弃了上帝造人说，对西学中的历算、奇器亦持这种态度。
长期以来，中国对这个时期传教士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褒贬不一。持肯定态度的称誉耶稣会士是“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持否定态度的贬斥他们为“文化侵略分子”，“欧洲殖民主义的急先锋”，“西方侵略者的矛头和工具”。双方各执一端，难解难分。
一种比较切实的评价是，传教士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来，只是为了传教的目的，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个文明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其功不可磨没。正如中国古老的格言“礼尚往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使西方受益匪浅。传教士们通过翻译中国的经典文集和出版他们介绍、研究中国的著作，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真实信息，所提供的东方文化的思想养料，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发展，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
◆膜拜
启蒙思想家们对当时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崇备至，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比起今天我们某些向往西方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把中国描述为一群有理性的哲人治理的“模范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的完美体现。
著名启蒙思想家魁奈写下《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介绍中国的哲学、文化、政体和科学，号召西方向中国学习。思想巨匠伏尔泰甚至这样长中国人的志气：“当我们还是野蛮人时，这个民族已是高度文明了。”
当时的德国也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对所有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东西到了痴迷的程度，拥有正宗中国瓷器和工艺品成了地位和声望的象征。中国的绘画和园林艺术，对欧洲和德国艺术的影响尤深，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甚至按图索骥，建立一座中式村庄，取村名“木兰”，村旁小溪则冠以“吴江”，以过一把中国瘾。新奇、精致、纤巧和幽雅的中国艺术品，则成为风行一时的追求秀丽多姿、崇尚新奇的罗柯柯艺术的源泉。
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除了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之外，最为深远的可能数16、17世纪西传的中国哲学和文学了。欧洲各国当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德国。德国千古绝伦的思想巨人莱布尼茨和大文豪歌德，是学习中国、融中国文化于德国文化的巧匠，他们的思想打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记。
莱布尼茨非常拜中国儒家哲学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道观和基督教对神的信仰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把神和物质合而为一，把理性作为最高尊崇的对象。他从21岁起就开始研究中国，读过巴黎出版的孔子论著和传记。1696年，他根据罗马教会耶稣会著作提供的材料出版了第一部介绍中国的专著《中国近况》，他还和在北京的传教士白晋通信，共同探讨他的二进制算术和中国的易卦达数年之久。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莱布尼茨实为西方第一人。
在《中国近况》序言中，他借重中国文明无情鞭笞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我们以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忠告欧洲社会：“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有必要请中国派人前来教导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
对中西文化，他作了一个恰当的比较：“欧洲文化的长处在于数学、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
他对中国和欧洲的文化接触感到极大的鼓舞。他努力学习和实践中国的实践哲学，倡导成立柏林、维也纳、海得堡的科学院，将对中国的研究列入柏林、海得堡科学院的研究项目，研究如何学习和借鉴中国文化。
莱布尼茨吸收了中国哲学中有益的东西，如老子、孔子和中国佛教关于“道”的观念，提出了“单子论”，开创了德国思辩哲学。他的得意门生佛朗克和沃尔夫继承他的哲学思想，佛朗克在哈雷创设东方神学院，特意设有中国哲学专科，继续导师开创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和宣传的工作。沃尔夫高举莱布尼茨的旗帜，四处宣讲中国的实践哲学。其弟子康德正是经过他而接受了莱布民茨的辩证精神和理性思维，开创德国哲学的新时代，开始西方哲学史上的德国古典哲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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