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指出：“为了和平和重新统一德国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也欢迎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但此话同样没有引起波恩当局的反响。联邦德国还压制国人同中国正式接触的呼声。
1956年6月底，社会民主党联邦议院议员奥伦豪尔提出同中国政府签订贸易关系协定，认为这“对德国经济上有利是不言自明的”，但毫无结果。同年，自由民主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在本党议员赫尔曼.施瓦恩访问中国期间，向议院正式提出“关于在北京建立常驻经济代表机构”的议案，遭到联邦外交部长冯.希伦塔诺的反对，并被外交部驳回。
在中德建交之前，联邦德国和中国之间只存在处于“自流状态”的贸易交往。
1957年9月27日，经波恩当局批准，才由非官方性质的“德意志东方经济委员会”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北京签订贸易关系协定。次年9、10月间，新华社在波恩设立了常驻记者机构。但两国政府之间始终没有往来。
对于中国的台湾问题，联邦政府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总的来说持中立态度，不发表明确反对人民中国的声明，也不考虑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
1954年3月，阿登纳访问希腊，台湾驻希腊“大使”要求与西德建交，阿登纳作了回避，联邦外交部随即指示驻雅典大使馆：不改变“观望”态度。1958年秋，杜勒斯要求联邦德国就中国炮轰金门发表声明，遭到联邦外交部拒绝。在台湾加入国际性组织问题上，联邦外交部无视美国的一再要求，始终坚持投弃权票。
德国人很清楚，“对台湾积极就意味着对北京失礼”，北京将会认为是搞“两个中国”。
1961年3月，联邦外交部的形势分析报告指出：“如果同福摩萨确定关系，那就会堵塞通往北京的道路”，“考虑到未来苏中关系的发展，保留这条道路是有利的”。
经常援引北京反对“两个中国”用来说明反对“两个德国”立场的联邦德国担心：德国搞“两个中国”，中国就不会搞“两个德国”？
◆带来了联邦德国最美好的祝愿
社民党于1969年上台后，勃兰特虽然改变了过去僵硬的东方政策，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但仍不愿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社民党政府非常担心同中国发展关系将会影响它推行新东方政策，影响它和苏联东欧改善关系。因此自上台以来，除了在它的政策声明中简单地提到中国之外，在所有的声明、讲话中都不提同中国的关系。
但在1971-1972年间，中美“乒乓外交”、中国联大席位的恢复、尼克松访华等重大事件，在联邦德国引起很大震动。反对党领导人和报刊强烈要求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反对党基民盟副主席、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表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新东方政策不应终止于莫斯科，而要延伸到北京。
但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正忙于同苏联、东欧国家的谈判，要到1974年才能考虑同中国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讲：“在长城上找得到德国统一的钥匙”。
1972年7月，施罗德成功地对北京进行了访问。“我给您带来了联邦德国最美好的祝愿。”这位友好使者对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说。周总理笑着回答：“我感谢你带来了好雨。”那些天北京久旱无雨，接见之前正好下了倾盆大雨，也许这是中德关系的良好预兆。
总理问施罗德在长城上爬到了什么高度，他说爬到了最高的顶上。总理赞许说：“你比尼克松高出了一倍，比法国外长舒曼也高出了不少。”
施罗德到达北京后，同乔冠华进行了四次会谈，共同认为：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没有任何困难。毛主席知道施罗德访华情况后说：“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不久，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
1972年8月19日到9月21日，王炳南和史塔登经过40天谈判，草签了中德建交公报。10月，联邦德国谢尔外长访华。11月，姬鹏飞外长和谢尔外长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贝多芬的乐曲随中德邦交的建立而响起。
◆毛泽东：“德国人好。”
科尔：“中国是非常可靠的伙伴。”
中德关系的发展具有难可贵的前提：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两国合作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德国是中国人心中的谜。19世纪的德国，后来居上，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革命。20世纪的德国，在短短的30年内，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德国仅仅用10多年的时间，艾哈德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先进强大的国家。
“德国人好。”毛泽东对初来中国的施密特说。
世界人民对德国人具有好感，不仅仅中国如此。他们办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诺千金。德意志民族涌现过歌德、席勒、贝多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出现过康德、尼采、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革命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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