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也对德国人有很大魅力。莱布民茨、歌德和布莱希特，这些伟大的德国人都受过中国哲学的影响。
中德两国互相敬重，彼此常把对方看成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德国政界人士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是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也充分认识到，作为西欧之首的德国，在欧共体和世界事务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德两国互相需要。德国需中国的原料和市场，中国需要德国的资金和技术。从中德建交到80年代以来，中德关系是比较全面的和健康的。用科尔的话说：“中国是非常可靠的伙伴。”
1975年，当施密特总理第一次访华时，中国人似乎已把他当作朋友。
“我们支持德国统一。”邓小平副总理告诉施密特。
“欧洲太散、太弱，”毛泽东说，“如果欧洲今后10年依然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为什么60万西德人不能做到北越人做到的事情？”
中国人把欧洲看成和平的力量，是真心诚意的。1985年初，科尔总理访华，邓小平在会见科尔时指出，要争取和平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我们认为欧洲就是一股和平的力量。欧洲的强大是和平的因素，是制止战争的因素。同样，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也是和平因素，是制止战争的因素。
显然，在中、苏、欧三角地缘关系中，中欧友好显然有利于中国和欧洲的安全，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在许多美好愿望的驱使下，中德高层互访不断。仅仅在80年代，德国访华的就有卡斯藤斯总统、施蒂克伦议长、施密特总理、科尔总理、根舍副总理兼外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等政界要人。访问德国的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赵紫阳、胡耀邦、谷牧、方毅、李鹏、杨尚昆、陈慕华等。
1985年，吴学谦在49期《瞭望》杂志中指出，中国与西欧领导人加强互访，对加深相互了解，加强双方的友好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与西欧的共同点增多。我们愿意在维护和平与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同西欧国家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1986年6月，胡耀邦访问德国，同勃兰特亲切友好会谈，对两国两党关系都表示满意。勃兰特表示：“社会民主党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与此同时，两党交往和联系也有很好的发展，这有利于两国的关系。”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1986年6月在阐述西德对外政策时指出：“最近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发展是特别有益的。”、“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近来向外界开放了，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通过频繁的访问和磋商，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为了寻求中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科尔做出了良好的表率：访问西藏。这是一大壮举，他是正式访问西藏的第一位现任外国政府领导人。有一些人出于政治考虑，曾建议他放弃西藏之行。科尔反驳说：“我的西藏之行，不会改变国际局势。同国际大家庭一样，联邦德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北京，科尔曾说：“我特别渴望看看西藏的发展。”他表示，联邦德国要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抵达拉萨后，科尔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让会见时，提出了具体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改进西藏地区的纺织工业和皮革工业的计划，拉萨皮革厂与军绒加工厂是德国与西藏合作的两个重点项目。
科尔和夫人游览了大昭寺。科尔夫人对大昭寺最年长的喇嘛士登仁青说：“大昭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
科尔代表联邦德国政府和人民，当场捐赠了一万马克。科尔一行还登上了拉萨西郊的哲蚌寺。当科尔走下汽车的时候，法号齐鸣，寺庙主持人丹增塔青，向科尔献上了象征吉祥如意的“哈达”。由250名喇嘛组成的仪仗队，有的手执经幡、法器，有的手捧“哈达”列队欢迎。在罗赛林扎仓（僧学院），科尔正赶上400名喇嘛集体诵经。参观游览之后，德国总理感慨地说：“在这里，我才真正认识到西藏的文化、哲学与自然地貌。在拉萨的日子，将使我永远难忘。”、“这里的气氛和谐，特别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所作的努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藏人民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感到骄傲。”
中德关系的发展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正如科尔所说，中德关系是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础上的，即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相互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
中德经济合作成效显著。中德建交协议达成后不久，1973年便签署两国贸易协定，从此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仅仅在70年代，两国就签署了商标注册互惠协议、海运协定、民航协定等十几个协议和协定。80年代，德中经济合作联合会设立农业、煤炭、有色金属和投资四个工作组，签订几百项合作协议。德国成为仅次于日本、香港和美国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在文化交流方面，从科研到音乐、美术、文学和电视等，德中两国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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